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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徜徉在民主理论中的人，总痴想着在发现一个新世界的同时，发现新的理论。很遗憾，我没有做到。过去的一年里，我翻阅过大量讲述民主理论的书，从西方学者集体写就的《民主的历程》，到本土学人，时常去西湖边散步的浙江大学博导河清著于法国的《民主的乌托邦》。看的越多，心思越乱。我无法由过去和现在的民主体制的历史对比分析，创制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援引古希腊城邦共和时期的罗马民主史，去阐明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融入民主生活的历程，即便是和中国同样国土辽阔民众贫穷的印度民主史，也难以与浙江的民主作恰如其分的比拟。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相信，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当代的民主原则大概只能从当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发现。倘若以三权分立和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民主原则，衡量浙江民主中的革故鼎新，我们对为人类经验所检验过的真理的感受，将是五味杂陈，譬如，以新闻的编辑独立原则，考量温州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合谋，就难以用欢迎的姿态，迎接这个既有利于人大代表履职，又受到底层民众普遍赞誉的民主新事物。
的确，浙江的民主，还在半路上。但我执著地相信，民主将在全中国范围内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来到。虽此，我不停地告诫写作中的我，避免被美好的期待遮蔽发现黑暗的眼睛。通读的人们将会发现，我写的不是一篇颂词，尽管我格外欣慰于财富引来的浙江民主的变革。半年前，我拜会自东瀛归隐于西湖畔的林来梵教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浙江大学宪政研究所，恳切地说：我们在由近及远的民主观察中，可以充满喜悦地期待，但不能放弃戒备。
当多元民主势力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对财富民主的警惕心态，稍稍变得松弛。我见过一个在西湖边长大的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坚持以劳工代言人自居，不懈地为那些已丧失主人公感觉的工农大众代言。我还见过为一个桌子上摆着《契约论》的温州官员，曾为竞选村官的新富们设计过一个旋即被市府废除的制度紧箍咒。他们是财富民主的拥趸，却不肯包庇财绅民主的黑与灰。他们期待西湖不仅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
以今天的情态观察之，西湖既是穷人的，又不是穷人的。旧时代西湖南岸被官商权贵分割蚕食的景象，已被执政党的民本思维所摧毁。我跟做了一辈子寻常百姓还在做百姓的母亲说，自南宋建都杭州千年来，沿湖而居一直是特权者的身份的象征。听说身边就是国民党高官私家别墅的旧址，母亲觉得做了一辈子寻常百姓还在做百姓的她，好幸运。
旧式权贵和他们的后人迁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穷人，也被“拆”字撵走了。住在均价每平方米万元以上的新房子的主人们，推开窗户就可以对着西湖吟咏“浓妆淡抹总相宜”。前些日子，母亲对去年秋天去杭州工作的堂妹说，你可要找个有钱的婆家，要不，西湖再好，你也待不住呀。
母亲不懂得民主的道理，一辈子也没有投过一次票。可她知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设若我为之关注的浙江的民主，只能让穷人在富人的天堂讲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断桥边白娘子的故事再动人，又如何？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
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这就是我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过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以称作“浙江的民主”的新现象。
勾勒这一独特现象的容颜，解释这一独特现象何以生成，是我写作此书的要旨。但，夸奖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还想追访它的特性、意志、偏见和情绪，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他如何和害怕他什么？
本书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浙江经济的惊人成就，自发地孕育出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争取更大财富的动力，驱使这些新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们，自下而上地攀上权力的枝条，执政党自上而下的不失时机的应和，最终酿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浙江的民主。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我们议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研究浙江的民主，就不能局限于描述、诠释，回答以下问题，是我不得不迎接的挑战：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后儒家民主，还是西方民主？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浙江的民主，会不会遭遇“拉美化”危机，会否复制出俄罗斯寡头民主的中国版本？浩浩荡荡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贡献了怎样的地方经验，又如何对接民主的普世价值？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风貌，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我独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坚的山脉河川和美国的民主勾连在一起。黄仁宇先生在议论中国大历史成因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到海洋和内陆的地理要素。
大师们的思维视角，对我追访浙江民主源头的启发，无需讳言。但我对这一方法的引用，绝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我坚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的秩序”，而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的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我们的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时，总不忘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
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号。凤阳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龙袍之后，浙江始作为省名，闪现在中国的史书上，迄今未变。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的山地丘陵，的平原盆地，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水少，田少，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荡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报21世纪的世界自然遗产，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一丝丝幸福指数。
当下，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浙江，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余万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2003年才开始呈现的残酷现实。早在清朝咸丰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万。［2］数百年以来，土地始终是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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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2）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经济最具活力的温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更为稀少。当年，温州人均耕地亩，而永嘉的桥头镇，只有亩。［3］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2005年春天仙逝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以农为生的人，时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哼唱着“你挑水来我浇园”，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没什么好奇怪的。为什么和杭州毗邻的徽州，在清代出现那么多的红顶商人？一个紧要的理由，不也是人多地少么。再瞧瞧晋商，威尼斯商人，世界历史上的商帮，有几个不是因为地狭人稠，被迫走向非农业领域，最终谋得广阔天地的。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对比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我们就容易理解，计划经济的堡垒为什么能够在浙江民间被率先冲破。尽管自然地理条件的解释，并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对比一下浙江的南部和北部，追问：为什么南部的经济比北部繁荣？为什么民主制度创新绝大多数在南方的温州、台州等地？
除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释。南部不仅地少人多，还多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北部则不同，毗邻安徽的湖州，就是被季风性湿润气候滋养的浙北平原。除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外，战争还使得北部人均拥有的土地，远多于南部，虽然它们同处人多地稀的浙江。
据卓勇良和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