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产丰饶外，战争还使得北部人均拥有的土地，远多于南部，虽然它们同处人多地稀的浙江。
据卓勇良和陈立旭的研究［5］，战争使得北部人均占有的土地份额，远比南部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浙江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二，最为惨重的是浙江北部。日本侵华战争之后，浙江北部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嘉善县一度是中日拉锯战的中心地带，1942年的人口不足15万，不到民国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们发现，“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创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错，将“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开来，或许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阐释，可是，为了形成观点并创设讨论问题的基点，笼统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处的，尽管有片面和固执的嫌疑。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远。从明清两代就开始外出谋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欧美，少数散步在非洲等我们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据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能够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侨民众多，易于谋划，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报集团遇到当下颇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徐迅雷。他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兄弟姐妹，许多年以前就远赴欧洲，做起了侨民。徐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有数万人在海外经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问浙江人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们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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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3）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尽管有人质疑说，引导浙江经济奇迹和制度创新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连叶适、陈亮、黄宗羲等人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到底是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在解释浙江经济的繁荣时，也挪用了人地关系的方法论。自宋代始，急剧膨胀的人口导致了人地矛盾的紧张，依据南京大学周晓红、浙江省委党校的研究［10］，浙江乐清在1731—1825年不足100年的时间段内，人口猛增了将近两倍，人均耕地却从亩下降到亩，依据4亩地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他们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怎么敢玩虚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即便是此间前往的少数浙江商人，也不是因为“振兴东北”的政策号召。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普陀山是佛教圣地，但佛教并没有统领有神论者的头脑。稍稍留意浙江私营企业主敬重的不知凡几的行业鼻祖，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再到鞋匠尊崇的孙膑——名目繁荣的行业保护神，一方面证明毛泽东“中国农民多神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则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有奶便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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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4）
浙江人大多不看重不着边际的虚玩意，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名分。2002年，我去浙江解密他们的外贸奇迹，发现私营企业主阶层才是奇迹的制造者，而非海关报表上的国有企业。细察方知，由于进出口权的“公有制”瓶颈，大批量的中小私营企业主，委身于“国”字旗下，纷纷套上红帽子。
红头文件，中央政策，无论它们对自己是如何的不利，他们都不曾梦想着直接去撼动这些高高在上的律令。他们深知自己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从不幻想着鸡蛋碰碎石头，而是迂回包抄，阳奉阴违。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先看一看，不下结论”，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从不硬顶，映射出性格指向，不是懦弱胆小，而是工于谋算，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数学家。温州是数学家的故乡。除了苏步青，姜立夫，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的泰山北斗，还有领导过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谷超豪，领导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陆善镇等等以数学闻名的温州人。由此推断温州人会算经济账，注重实效，善于算计，难免牵强。事实上，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只不过浙江人的冒险，大多体现在商业领域，而非政治。即便冒政治风险，图谋的也是经济利益。
敢于冒险的背面，就是敢于承担风险。风险，可以是家破人亡，也可以是客死他乡。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一个个悲惨的冒险，被操着浙江口音的阔绰掩盖了。在浙江，几乎每年都有商人突然从人间蒸发，再无踪迹可觅。访其缘由，多数是经商失败后躲避债主逃往海外。冒险的代价是巨大的，浙江私营企业主在生意上的艰难险阻，远非他们在支票上签字时那么潇洒倜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农民包飞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被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