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开始的。他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的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启蒙思想家堪称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不过，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12节。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二）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称颂法国文明时，就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说，18世纪西方伟大的启蒙学者曾经自豪地宣言，他们所约许的理性的王国将是永恒的真理、正义、平等、人权在人间的实现，那么，在他们的中国学生中，即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启蒙学者中，却有人从实践中开始朦胧地感觉到，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而已。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陈独秀是积极主张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但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他就已经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它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也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不是还应当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为经过这种学习，虽然建立了一个“民国”，实际上却仍然是封建式的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虽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某种发展，实际上中国经济却日益走向了殖民地化的道路。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这种怀疑论成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正是由于怀疑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会想到应当另辟蹊径，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方案，从而为他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准备好合宜的思想土壤。在这里，也像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所说的俄国人在思想上经历过的情况一样，怀疑论成了“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某种怀疑态度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一些人随后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第二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第二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
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前提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的。19世纪中叶，在外国资本于中国创办的企业（主要是船舶修建厂、轮船公司以及缫丝、制糖、轧花等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在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以及70年代开始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主要是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70年代以后，在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是轻工业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的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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