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怎么过呀！
通过周桦的笔触，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缜密地为自己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时保持的那份执著和清醒，难怪他的人生和他的万科又是那么充满异彩。我永远望尘莫及。
周桦让我随便为王石的书写点什么，我就随便了。
于2006…5…31端午节
（本文作者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王石这个人》后记（周桦）
作为一个人物采访记者，写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负责任的嫌疑。况且，同样是A这个人，B和C两个人对他（她）的看法也许会完全不一样。无论成型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总有人满意，也总有人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为我曾经做了4年的人物记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战战兢兢，我内心也有一份骄傲：我毕竟完成了每一次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起伏优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记者的时间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倾听并且记录下每一个在我面前真诚讲述的被采访者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与他们一起喜悦和感伤，仿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想，这是那些采访的岁月里最有价值的时刻。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因为栏目定位的关系，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时候被局限在企业人士这一人群，这真的有些不过瘾。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在短暂的中国市场经济历程里，一代企业家、创业家、职业经理人是最能体现社会脉动的人群，他们的故事往往浓缩了别人数倍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采访，我总是认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样，对于王石的采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的。
这本书从2005年12月在广州开始动笔，到2006年5月在北京写完最后一个字，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有写得特别顺利的时候，也有写得特别艰难的时候，这是因为王石既是一个最容易写的人，也是一个最难写的人。容易写，是因为王石的故事对于公众来说，大概是最不陌生的企业家故事，这要归功于王石的开放透明态度；不容易写，是因为看上去我似乎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我似乎可以“剪刀＋糨糊”，拼贴出大家熟悉的王石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既安全又省心。可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负责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读者，我希望自己写出的王石，是一个更全面的王石，是一本有突破的企业家采访记。所以，在重重的“熟悉感”的包围下要突围出来，写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王石，真的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这一切都要交给读者来评判。
我很感谢王石先生对这本书的支持和配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媒体从业者，他的信任增加了我工作中的自信。我想，这种对媒体不拘一格的坦诚对待，也是王石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万科企业的一种处世姿态：真实并且诚信，这正是他和万科的杰出之处。
我也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总编沈颢先生为我的第一本书写序，在传媒工作期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为他效力，却两次擦肩而过，他作为传媒人所展现的智慧和风范让我由衷地尊敬和佩服。
感谢一直景仰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先生为这本书写的评语，我在做市场工作期间，数次与他的团队合作，受益匪浅。
今年是我的老东家《新周刊》成立10周年，我为两位既是兄长也是领导的《新周刊》掌门人——孙冕和封新城感到自豪，同时心中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在为《新周刊》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们不仅提携我在事业上一步步向前，同时给我和我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工作环境和一段让人留恋的工作经历。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10周年的生日礼物送给我的老东家《新周刊》，送给如今工作在广州瑞达大厦里我曾经的每一位同事。
我也谢谢孙冕孙总给我写了那么认真的一篇跋；谢谢封新城封总写下的肯定我的话，他的肯定和一路鞭策让我走到今天。
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得到我的挚友赵从旻的关怀和鼓励，这本书的写作伴随了我从广州迁移到北京的过程，没有她们一家的关爱，这本书或许不会这么顺利面市。
我最好的朋友喻虔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并且用无比的耐心帮我消除了在写作匆忙时犯下的点点滴滴文字错误，这本书也有喻虔的极大心血。
要感谢北京的摄影师胡渝江先生、广州的摄影师大食先生慷慨地把自己的作品给我这本小书使用，你们的作品弥补了我文字的欠缺。
还有我的朋友马力，她一直在关注着这本书的进程，她的目光让我在整个写书的过程里充满信心。
谢谢中信出版社的臧永清副社长为这本书做了规划，谢谢编辑蒋蕾女士所做的辛勤工作，谢谢她的执著和认真。
我也在想象中跟自己握一下手，恭喜自己终于完成一件前所未有的工作，在我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明白，未来应该更努力。
我把这本书郑重地献给我最爱的家人，你们一直希望我是一个自立坚强、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人，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完成，你们能欣慰地看到我一直在努力。
周桦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
《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1）
我们常常是，也将永远是自身的先驱。我们于过去和将来采撷的，只是粒粒种子，待播撒在尚未耕耘的田地上。我们是田地，是耕夫，是采者，也是被采物。
——纪伯伦
2005年结束，2006年来临的时候，跨进55岁年轮的王石经历了人生中两件难忘的事：2005年12月，完成了历时几年的“7＋2”探险活动，在自己的登山探险历史上又标上了一个圆满的圈；2006年1月，身边的一个亲人在美国遭遇车祸，造成重伤，千辛万苦从美国被送回国，治疗了好几个月，“她从来没有遭过那样的罪。”王石说。一喜一愁，王石突然有了很多思考。他不是一个爱往后看的人，很少沉寂下来回想，但那一段时间，他开始回头想很多事情，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商旅匆匆，回想万科20多年的狂飙突进，回想曾经被自己一一拿下的一座座雪山，回想自己的人生，万科的进程……
王石“7＋2”的探险活动以南极探险结束，这一次的探险和另外8次不同在于有一个意义非常的主题：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这样公益性的主题在王石历次的登山探险活动中并不多，王石在成功完成募捐后，感觉和队友们一起探险成功的胜利感又多了一层含义。这层含义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个人成功的范围，它是一种属于社会的共同喜悦，当这种喜悦与个人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王石感觉被赋予了一份沉甸甸的价值，这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双向实现，又是两者的成功叠加。
这样的公益活动近年来在王石的个人生活里其实也不断出现，但在参与的过程里，他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它列为善事一类，归结到自己的个人行为之内。随着这些公益性活动越来越密集，到2005年南极探险的结束，王石安静下来回想自己近年来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联想万科近年来的一些举措，他突然有些吃惊地发现：其实这是自己的个人姿态和万科的企业姿态一起在发生着变化。万科和自己20多年急步前行，和周围社会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不行贿，不热乎；秉开放态度，兼容外界任何实际的存在；自己做自己的事，内心则抱定的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姿态，一种出世心态下的入世举动。而当时间滑动到2006年，王石蓦然间发现变化已经悄悄来到身边，自己和万科都开始对社会主动起来，开始更多寻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开始主动参与社会的阳光一面。
——仿佛一扇朝南的窗在打开，阳光和空气一下就涌了进来。4月，王石在北京第四次代表万科领受“最受尊敬企业”奖，他的心里已经很明确了年初自己思考的变化，他清晰地界定了虽然已经是好多年前权威媒体就给万科的一顶礼帽：企业公民。现在他要把这顶礼帽由自己，由万科自身戴到自己和万科的头上，这不再是一个加冕仪式，而要成为一个习惯，一种深入王石个人和万科的骨髓的惯性之举，一个随时可见的由心一笑。
2006年，万科的口号是：“变革先锋，企业公民”。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讲过一句话：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王石和万科开始展示出对社会的主动姿态，目的正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王石曾经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角色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的分析看来，中国社会上千年都是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城市的概念，没有商业的概念，没有商业契约约束的概念——归根结底，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承。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闪耀一时的商界人士，无论徽商还是晋商，集体呈现的特点是控制资源、权谋结合的官商，这些都带有强烈的封建社会的色彩，而在集权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有自由经济下杰出的商业家出现的。
“胡雪岩是地道的官商，做的是倒买倒卖的营生；晋商虽然善于经营，更多也是靠了长城的屏障，垄断了资源。”王石明显研究了历史，“你知道吗？另外还有一个代表就是陕西商人。”我老实告诉他：“我不知道。”“哈！孤陋寡闻吧？你看，我以前的惆怅是有根据的，很少人像我这样了解这么深厚。”王石很得意，“陕西商人有过西秦会馆，这个你应该知道。陕西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