敛，惜民力。――如此按官吏等级来要求官员，其强调的是道德，是符合官僚管理的，但未必能做到客观。萧公权先生认为，管子的用人标准是“爵禄无假”，即官吏的能耐要符合其本身的职位与薪俸。实际上，管子是从道德、成效、能力三个方面来说的，“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选拔官员的过程大概有两种，一是乡里察举。――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即使荀子也没有提到过。其过程，管子也说得很清楚，“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才，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这是乡里自举之制。二是君主察问。――类似于后世的皇帝殿试。君主亲问乡属德才之士，“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疚”。――这是君主察问之制。对于贤良特异之士，估计也是一气呵成。察能授官，择之以法，然后任之以法。
管子特别在意的是君臣之间权职的划分，“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而且对各自的职能也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合为一体”，如此则君身不劳，臣得尽力而国之诸务皆举矣。话虽如此，但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做到，齐桓公就没有听从管仲临终前的嘱托，除掉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后来犯上作乱，齐桓公落得死后数日无人收尸的下场。
管子对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官制也有一些阐述，但前后言论不尽一致，估计是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地方与中央已经露出了分庭抗礼的苗头。譬如“乡与朝争治”，“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正因为他的官制重视地方分治，所以他对地方官吏的名目与职责也规定得较为繁琐。此外，从管子的言论也可看出，在他的想象中，君主仍然是封建天下的君主，而不是专制天下的帝王，“欲用其祖国使为天下共主”，而且还是“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可见管子身处春秋时代诸侯渐欲分裂之时，齐国虽为五霸之首，但他期望恢复的还是周代强盛之时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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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1）
法家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影响较广，商鞅时有了严格的法治思想，而后来的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与韩非的思想已经相当可观，遗留的文献也最为丰富，堪称法家的代表。
商鞅喜好刑名之学，曾经在秦国以变法著称于世，十多年间道不拾遗，世无盗贼，所谓家给人足。后来被告谋反，处以车裂而死。韩非也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少时与李斯就学于荀子门下。后来出使秦国被留用，遭到李斯等人的诋毁，屈死于狱中。其时离秦灭六国不过十二三年。商韩之死，相距百年。法家功利之士多半死于非命，即使是春风得意的李斯也难逃此劫，害人以害己告终，被腰斩于咸阳，不到两年，秦帝国也随之覆灭。
尊君重国是法家思想的极致，也是专制天下前夕流布于诸侯各国的功利之学。既非创自于一人之手，也不是一蹴而就。春秋战国时代，维系宗法社会的纲纪伦常已经失效，诸侯争强，攻伐兼并已蔚然成风。然而，侵犯邻国与防御来敌都有赖于国家富强，法家手段较儒家更为强硬，也容易被君主采纳。
法家的治国理论中法治思想的渊源最早，脱胎于儒之礼法；尊君思想随之而起，或者并驾齐驱。两者都是发轫于春秋之时，而法家的术治思想到了战国时代才露出苗头，兴盛于诸侯各国。郑国、晋国先后采取任法策略，遭到儒家始祖孔子的讥笑；而楚国则更早，春秋之时已经风行于世。
社会空前动荡之时，治国方略也为之大变。或力挽狂澜如儒家孔子，欲以正名复礼等手段力劝王公贵族抛弃骄奢淫逸的恶习，安定社会；或任其自生自灭如商鞅、韩非之流，弃封建而立专制。两派之间，荀子、管子糅合礼法，算是过渡的中介。萧公权先生认为，礼与法之间彼消此长，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4世纪末之间，约为200年。
尊君抑民
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
春秋之前封土建侯制度盛行，君主与王族世臣分权驻守各地，君主未能独尊。君主与诸侯之间的联系不过是朝贡财物、尊王攘夷等，后来诸侯四起，君主之令无人遵从，弑君篡国者也不少见。再到后来，诸侯争霸，专制集权已成大势，法家尊君之说流行于世，功利之士游走各国，广为传播。
法家所谓的“尊君”，并不是尊重君主本人，而是其所在的权位，正如管子所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法家经常借用此句来抬高君主的权力，到了韩非的手中，尊君之论更为昭彰。
韩非认为，操纵权力实在有赖于君主所处的地位，人民承认君主的地位才会服从他，君主凭借他所处的地位而号令人民。这也是韩非所说的“势”或“势治”，与君主本人的私人道德并无关系。如果人民要计较君主个人的品格的话，那么，他发出的命令就会失去效力，无人理睬。所以，韩非主张尊君之说，认为臣民必须效忠于暴君，极力反对孟子的“一夫可诛”之论，确定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就是天下的人伦之道。
韩非将私人道德划到了政治氛围之外，认为两者毫不相干，这与儒家截然相反。儒家认为做官全凭私人道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韩非认为，私人道德与君国利益是两回事，君主即使有再好的德行或名誉也不足取，政治社会中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余地。儒家倒与之相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隐也可以安贫乐道，是道德高尚的表现。韩非则认为，隐士是国法所不能容的，不臣天子者可杀。
法家的尊君之论并不至于此。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可以有善的可能，但法家却认为，人性之恶根本就没有向善的可能，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照样如此，何况整个社会。“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而且，民众的智慧也不可用，“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既然人性如此，那绝对不是仁义道德所能够教化得了的，只有专制君威才是治民的唯一手段。儒家说家齐而后国治，韩非则认为只有国治而后家齐，彻底抛弃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说。
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2）
奖农励战
法家诸子认为，君主以权势治理臣民，君主专制的制度就此而立，所谓的政治社会不过如此。不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各国相互虎视眈眈，侵掠凌辱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国力强大与否成了国家存亡的关键。商鞅认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力也”；韩非子也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者务力”。
务力之道就是要人民投入耕作、积极备战，与这两项任务无关的事都在政府的禁止之列。商韩两人力主耕战两事，而且几乎想动用一切学术文化摧毁儒家、管子等先贤有关富强为民的论调。他们认为，富强不过是为了扩张君主的权势而已，所谓“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是也。所以，那些游食坐谈之士都必须靠边站，有害于农战二事的言论都必须予以法办，有关的典籍也必须收缴。
商韩主张奖励农战，“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推行此一政策，韩非子的办法就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而在他之前的商鞅则推行了“壹赏”和“壹教”之法：“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而且要将全国男女编制为部队，主张全国皆兵，“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称而待令。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
商鞅的尚武主张使当时的秦国面貌为之一变，特别是对军功的奖励使民间为此俯仰而转，《后汉书》如是记载，“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可见其三军之制，当时就已付诸实行。这一风气甚至还一直延续到了汉代，那时的关西诸郡，“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失”。后来韩非子对商鞅的做法略微做了变通，但其内在精神仍然是加官晋爵。
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为秦国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是战国七雄中变法最成功的一位，后来韩非子评价其“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北宋以变法失败的王安石对其极为敬仰，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