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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上作乱，断绝仕途。“我圣主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自言，唯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提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外，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读书人不得干政，否则一生的前程也将化为乌有。
在张居正看来，学术文章不过如此，国家政令就是最高标准。所以他对当时学者的愿望就是“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学者除了事君任职安守本分之外，没有什么学术和道德可言，只要无条件地服从政府、拥护皇帝就行了。张居正极端尊君的政策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际上，当时的讲学风气颇为兴盛，思想活跃迥异于往常，官僚群体士气高涨，自南宋以来儒学功利派的确“嚣张”，而且学说也各有歧见，争论频繁，即使是尚未走上仕途的生员也趾高气扬，纵横跋扈，甚至被理学家视为“骚扰乡里”。――君主专制的权威根本不足以服人，而张居正的措施也不足以消除浮躁的学风，也不足以培育出他心目中的朴实忠诚的士气，反倒促使倔强如王阳明、东林复社等学派团体几乎酝酿出运动来，而圆滑狡黠之徒利禄仕途照样畅通无阻。专制体制内的流弊淤积了千百年，并非几项政策或措施即可改变的。
实际上，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是“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这也是明中叶的现实所致。张居正一向认为，宽缓之政似仁而有害，而严肃之政似苛而有利。儒家都说秦政是虎狼之政，他不以为然，“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世宗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此外，张居正对明初暴政的评论也不同于平常儒者，“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始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混沌之再辟也。”张居正翻转儒家千古定论，尊君牧民，崇尚严刑苛法，不仅创见独到，而且勇气非凡，但秦政专制过度，明政更是恶化到了极点。不过张居正认为他重振朝纲的办法不是“严刑峻法虐使其民”，与教化背道而驰，而是“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 。 想看书来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7）
张居正的手段专制，最后还是归结到谨守“民为邦本”的儒家民本宗旨，而且重申“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的“剔瑕蠹”之策也是抑制豪强、扫除烦令、安抚百姓的。他分析嘉靖以来的现实，“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所以他的补救办法就是严惩贪腐，防止兼并，“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拨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人所以能守其富而众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耳”。――看来，张居正是以儒学为体，厉行法家之治的。为政十年也得罪了不少豪门权贵，死后不久就被削去了爵位，抄没了家产之后，两个儿子也被流放。结局稍微好于商鞅和李斯。
与张居正一样，吕坤也信奉致用论。认为一切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无关的性命之论、天人微窈之说都和学者没有干系，学者就应该以身济世，否则就会偏离圣人之道，落入“为我”的异端。因此，致用是学者治学的天职，而伦常则是他处世的准则，即使朋友之间也得讲究，所以君父之尊更要将伦常摆在第一。不过，吕坤的尊君论还没有完全脱离贵民之说，他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故夷齐非汤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诸人乱臣贼子接踵矣，而难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民，故孔孟是汤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惧也。不然，则暴君乱主接踵矣，而难为民。”――尊君贵民。看来，他的尊君论是“民以君尊而定，君以定民而尊”，定民是目的，尊君是手段。这一说法传承了孟荀两者的衣钵，既合乎张居正的“尊主威”又合乎方孝孺的“明君职”，显然要比张居正圆滑得多。
吕坤还以“势利论”解释君民关系，“帝王者势利之主也。天下之存亡，国之治乱，民之生死在势利”，而势利之间有五种，一是“天下皆趋于利，而无势以禁之则乱”――以势制利；“帝王之御世也，利在下，势在上。利欲公之天下，势欲搅之一人”，不过，如果“利在上，势在下，亡道也”――势利分享；“天子以势统驭百官，百官以天子之势布政令以行其德意，万方黎献懔懔奉法若训而一毫不敢肆焉者，有操其势者也。势在臣则劫，势在百姓则亡”――搅势必专；“天下之利，天下之所以相生相养者也。天不立君，君不建百官，则天下之利归豪强，归贪暴；而豪强贪暴者专利，则生势以役群众而分天子之权。贫无赖者失利，则相聚以求所欲而启天下之衅。是利不可不均也”――分利必均；“得天下者因天下之利而匹夫为天子，守天下者专天下之利而天子为匹夫。是利者势之籍也，利去则势亡”，“故天子者衣租食税而已，足以供军国之需而已，不专天下之有。建官分职，以人自有之利而使各有其所有，而又使利于有天子以保其所有，虽万世君可也。故曰利当公，利当在下”――君不专利。因为“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势者也。自倾其势，反为势所倾”。
君主之所以得尊，是因为民众服从。――这是“君治民享”。吕坤认为，“民自饱暖之外无过求，自利用之外无异好”，然而，“民情甚不可郁也。防以郁水，一决则漂屋推山；炮以郁火，一发则碎石破木”，高压政策不足以为治，所以反复重申孟子顺民之论。――这算是给专制君主的一个当头棒喝。吕坤生逢张居正执政之时，亲眼见到刚严有为之治并不能扭转时势之弊。吕坤虽然推崇致用之学，但他最后的政治理想还是希望无为而治。他认为，君主专制在秦代的奠基就是劫民愚民政治的开始，与张居正开辟混沌的言论恰恰相反。
明代270余年，苛政弊政之多前所未有，罄竹难书；而用刑之狠与秦代不相上下。科举八股，束缚思想，败坏人才；理学末流，山穷水尽，愈见僵化；士无廉耻，骚扰乡邻，民不聊生。正是君主专制抵达巅峰之时，思想的反拨已经勃然而兴。王阳明（1472…1528）开启先河，李贽（1527…1602）紧接其流。这一股强劲的思潮发端于儒学内部，不拘其古，以儒攻儒，在思想上几有颠覆朱学之势，而在政治上倒没有多大的作为，毕竟还在体制之内；如果没有舍身成仁的信念，也就无法冲破君主专制的罗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8）
王阳明的政治动力始自于孟子的“尧舜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谓仁心为本，而施之于政就是明德亲民。他推崇唐虞三代的理想，主张的是心术而不是制度，认为后世君主借鉴他们的治国之道，没有必要拘守他们的制度，需要“因时致治”。他认为，治国不能心存功利，否则貌似儒学，而实际上却成了强盗的霸术。
王阳明的治国之术没有什么新意，为人称道的是地方乡约、社学保甲之类。据说他所拟定的《南赣乡约》是明代乡约的最早范本，条分缕析，内容详密，不过也是政府推动之下的乡村组织，没有地方自治的本意。他的治国思想以《孟子》和《礼运》为蓝本，针砭专制也没有多少新意；而其学说则向西汉以来的儒家正统发起了挑战。
其前，曾有儒者陈白沙打破朱学的藩篱，认为“求至道在己心”。王阳明的“心学”接续了这一余脉，因而有了“学贵得之心”的想法，虽然被庸俗的儒者视为异端，但却成了阳明学说接续孟子“尧舜说”的内核。所谓“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外在标准顿时失去了权威，言语行为都由个人自决。这一“良知说”其实就是倡导个人平等、自由与解放的先声。
王阳明的“良知说”实际上打破了惯有的偶像，也撼动了儒学传统思想的权威。其论不仅被朝廷官吏视为邪说，也被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斥为不守孔教一仁心裁：“得则是，不得则非，其势必自专自用”；然而王学兴起，蔚为壮观，受教者多为平民下层，据称是秦汉以来少见现象，晚明诸儒则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王学的威胁。到了王门后学宗师之时，阳###学已成了解放思想的武器，而后来张居正毁书院禁私学的动机也源于此。――这与其同时代的德国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1483…1546）极其类似，简直就是冥冥之中东西方个人自由解放之论遥相致意。
李贽是王阳明左翼后学的弟子。晚明之时，权臣宦官专国，道学酸儒持政。李贽尤其憎恨程朱理学，认为道学家讲道德说仁义，不仅无能而且无耻，假道学则更为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