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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对蒲寿庚和他的家族很是赏识重视。”
“历史上，至元十四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指南宋残余势力，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后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
“元至元十五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这个蒲寿庚投靠蒙元以后官运亨通。
“至元十六年也就是南宋祥兴二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战败于崖山，幼主端宗赴海死，宋亡。”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蒲寿庚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元廷念着蒲寿庚的好处，论功行赏，继续给他加官进爵。”
“蒲寿庚於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时，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蒲寿庚三子：师文、师斯、均文。蒲师文于至元十八年尝兼任提举福《奇》建道市舶，且以《书》功袭职，官为福建平《网》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已经是鸡犬升天了。
“蒲寿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蒲寿庚的支持者除了泉州当地的一部分汉族上层社会还包括当时在泉州的庞大富裕的侨民社会。”
“南宋以来，在朝廷特许优惠政策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外商远渡重洋来到刺桐，他们或定居或暂居，杂处民间，数以万计。城南一带更是阿拉伯侨民的天下，其中不乏巨贾富商。大食商人蒲罗辛因载乳香来泉“抽解”价值30万贯而被朝廷授予“承信郎”的荣誉官衔，北宋末以来，泉州设有“番学”，让外商子弟在中国接受教育。”
“而外商也乐捐当地修城建桥等公共事业。宋时，刺桐城外东南隅辟有“掩胡贾之遗骸”的公墓区。宋代刺桐就有专门为穆斯林生产墓葬品的工场。南宋时期刺桐的侨民社会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而且是个较高文化层次的侨民社会。”
“大宋对汉人士大夫的优容和对外商侨民的优待，并没有赢得这些人的感恩和忠诚，临难之际，在宋元之间，这些大宋本土的精英和外国友好人士最终还是倒向了蒙元站到了大宋的对立面。”
“抛开道德不论，表面上看蒲寿庚降元维护了自己家族和泉州穆斯林的利益，短期内也似乎如此，但随后蒲氏家族和泉州穆斯林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元代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这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宋亡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泉州市舶司的税率是十抽一，大宋的税率是三十抽一，大量的财富流入了忽必烈的腰包。泉州海商的利益在蒲寿庚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受损了。蒲氏家族投靠蒙元，终蒲寿庚一世蒲家维持了荣华富贵的局面，但是也好景不长。”
“数十年后，蒲氏后人与元庭争利，蒲寿庚之婿，侨居泉州的巨商佛莲死后，元廷以其无裔为由，夺其庞大的财产，这引起蒲氏的强烈不满。这样，使蒲寿庚家族与元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元末终于决裂了，由于元朝廷怕蒲家的势力庞大，慢慢地削弱其实力。最终蒲寿庚家族遭到元廷的镇压。”
“元庭派兵攻入泉州，使泉州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遭到了严重破坏，“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事后即“发蒲贼（蒲寿庚）诸冢，得诸宝货无计。”
“寿庚长子师文性残忍，杀宋宗子皆决其手。圹中宝物尤多，圹志玛瑙石为之”；“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胾于猪槽中，报在宋行弑逆也”。”
“蒲氏家族信伊斯兰教，故墓葬“裸体，面西方”，穆斯林忌猪，砍其身于猪槽中是最大的侮辱。仇恨至挖墓刑尸，那必非常残暴地屠杀蒲氏族人，得及时外躲或刚好在外者，才能幸免于难。穆斯林资财、住宅、礼拜寺等大半毁于烧杀和劫掠之中。这就是泉州城。”
虽然司天道百般劝说，许佛和李修德几个还是一心想进泉州城看看热闹，最后甘道夫医生知道了这件事，也要求舰队在泉州驻泊时上岸进泉州城去观光一番。司天道没办法，只好答应在舰队补给工作完成以后领着哥几个去泉州城这个大宋的世界航运中心开开眼界。
第五十章大宋泉州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广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
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大宋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
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大宋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1/10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叫“抽解”，“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tōu偷，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
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大宋的优惠政策和有效管理，宋代泉州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南宋理宗淳祐年间，泉州辖晋江、南安、同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7县。户数达到25。57万余户，人口多达132。99万人，是宋时中国八个人口超过百万的望州之一，地位相当于现代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上海。
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有人作歌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泉州德化是中国瓷都之一，宋元时期所烧青白瓷釉色偏白，主要以刻花、蓖划纹装饰。宋代德化瓷器远销海外。在东南亚，精美实用的德化瓷改变了当地“多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的生活习俗；在欧洲，德化瓷引发了当地的厨房革命，所生产的啤酒杯、碗等，堂而皇之替代了原有的金银厨具，甚至引发了当地仿制德化瓷的热潮；
宋代泉州各县广植农桑，养蚕织丝，刺桐绸缎饮誉世界可谓：“玉腕竹弓弹吉贝，绮罗不减蜀吴春。”
瓷器丝绸，一直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出口品种。
宋代茶叶生产水准有所提高，已经出现了“炒青”技术，茶叶种类增加。黑茶黄茶散茶和窨制茶已经出现，特别是红茶制法发明出来，已经能生产小种红茶。
后世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出水的南海一号上，装载有大量铁锅铁钉，铁制品也是大宋对外出口的重要品种。
泉州港，又称“刺桐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唐代，泉州港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极盛时期与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港口。
刺桐港的得名是因为宋元以来泉州城内外绕植刺桐。”刺桐，落叶乔木，树皮灰色、有皮刺。原产热带亚洲。随着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兴盛，刺桐由商人传入泉州，种之街巷，蔚然成风，泉州故称刺桐城。
人口百万的大都市，东方第一大港口，规模当然不会小，生活在泉州百万人口不可能挤住在一个狭小的泉州城里；每天进出港口的千万艘船只和海量货物，也不可能只靠一个“刺桐港”吞吐贸易。
后世的现代所谓“刺桐港”具体指古代泉州湾的四大支港的哪一个港口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后渚港、南关港、南关港向后渚港转移的说法都有。
司天道和黑龙寨的一众弟兄也无心考证什么“刺桐港”的位置所在。李修德许佛等不及，就催促司天道把座舰换了在最靠近泉州州城的法石港停泊了，待船队补给完了就迫不及待央告着司天道带着几个山沟里出来的土豹子去见见大宋东方第一大港的“大世面”。
弄得司天道直腹诽，话说这些个穿越者都是现代社会穿越过来的，什么样的繁华大都市没见过，一个十三世纪大城市的泉州，就能让你们梦萦魂牵神不守舍急不可耐成了这样？
泉州港包括“三湾十二支港”。所谓“三湾”，即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三湾之中，有十二支港分布其间。
泉州湾在泉州港北部，是三湾中最重要的一湾。自北而南有洛阳、后渚、法石和蚶江4个支港，其中以后渚港最大、最重要。
洛阳港位于泉州湾北部、洛阳江下游，是泉州湾的内海。
后渚港在泉州湾西岸，为宋元时代泉州港的中心。该港背山面海，是个很好的避风港，便于海船停泊和启航。
法石港位于晋江下游，有二十四澳，为泉州要港。
蚶江港位于泉州湾东南，泉州港的门户，为航路及海防冲要。宋时属二十二都。蚶江附近的石湖塔（亦名六胜塔），为八角五层楼阁式石构建筑，通高31米，建于宋代，历来为舟人之航标。
深沪湾介于泉州北港与南港之间，在泉州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