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方的平原上，遥想着黄土地上的那些干裂的梧桐树。雨水洒在贫瘠单薄的文字上， 黑色的墨水氤氲着明亮的月光。君子以佩带玉石表示洁身自好，而今这样的传说已经和那高贵的凤凰一样湮灭了。它们在北方的苦涩雨水里，在这哀愁的夜色里和我的文字一起寂寞的燃烧，疯狂地挣扎，获得重生。夜雨扑面而来，温暖的玉石使得满室春色，残茶的孤独香味让我在古老的歌声中沉沦重又获得新生命。
期待春天，老木匠和那个蒙古男人会唱起人世间最忧伤的歌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梦想在燃烧（1）
我的梦想在燃烧
（系列之一、焚烧家园）
文/刘卫东
从高中我入学接触古代诗词开始，三年风雨过去，我最喜欢读的还是《诗经》和《楚辞》。那种阅读就像一个人不断地漂泊不断地寻找自己回家的路一样，那种乡愁的毒液像孤独的罂粟一样在血液里激荡着，刺激着人的身体永远不会平息。直到现在我一直很珍惜那种阅读带给我的珍贵体验，我觉得从那里我感觉到了为文的道理和书写的意义。三年真是不短的时间，然而它又很快过去了，留下歪歪斜斜的一些笔迹，恍若隔世。急风暴雨一样的文字垃圾像教科书里的革命潮水一样卷着梦想和欲望的旗帜在阴暗腐朽的废墟上，淹没了荒凉的大地和村庄，我看不到古典的烛光和1968年的红色火焰，不能拒绝远方的诱惑。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岳麓版中文译本著者自序写道：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五四时期的文学已经不存在了么？那些青年的热血也被这冷漠的社会耗干了，骨子里的糜烂不能再一次的是我们感受到青春的辉煌。晚清的文学革命与改良，维新派思想家以“开民智”为振兴国家的关键，那疾风暴雨一样的诗界，小说界，文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一起构成了令人骄傲的文学革命，灰飞烟灭，只留下干瘪的汉字，宋体字，印刷体残缺的生硬。网络时代的生存和技艺将文学的空间挤压得只剩下一个角落，我们已经失去了肥沃的土地失去了一种丰厚的滋养和哺乳。开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早已结束，我们的理想已经冻结。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阐述的小说的作用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小说从古代陈腐的泥淖里挣脱出来又重新沦为“小道”与“闲书”，重复着缠绵与忧伤，冷然将谋生与技艺综合成最高的理想。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谴责小说"；，需要理解社会疾病与人的生存困境的小说与青春文学。只是年轻不应该成为写不出真正有分量作品的借口，年轻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我们的文字是为了重建一个理想的年代而在这狼藉的土地上重生。就像凯撒大帝为了建立他的理想自由的罗马帝国一样在地中海的*广场上面对罗马人演讲，宣布自己的信条。他充满激情，逻辑严密，理智冷静地阐述自己的信仰。就像卡夫卡之于他的布拉格，米兰昆德拉批判的媚俗，米尔斯之于他对人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我们离真正的文学依然很远。
大时代的场景和机遇无法再现，我们却俨然又回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同光体诗歌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文学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旧课题和新词语交织在一起，混乱的话语使我们的理解变得晦涩，曲折，失去了痛快和沉着。重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那些批判奴隶道德，宣传*与科学狂飙突起的气势在我们小说家的笔下丧失殆尽。我们在旧的文学世界昏睡，就像哈耶克所说，我们需要用观念战胜观念。当媒体所宣称的80后青年需要严肃考虑它自身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思考已经不能再局限于写作本身，而应该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全盘回到五四时代去克隆文学的理论概念。
我居住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除了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最重要的是我爱这个地方。我在这个世界里完成我的启蒙，在简单繁琐的日常劳动中开始掌握了生存的意义。我习惯在这样偏僻的村庄里安静地生活，我需要的不仅仅是视野更需要的是被称为虚无的理想。我是一个依靠理想写文字的人，像依靠经验和感情一样，文字本身具有这些同样的意义。我知道那些不出门的秀才早已被淘汰出局，文字的睿智与功效，全在于书写者自己用心判断，不能机械地像重病的机器一样模拟，跌入运命的泥淖不能自拔，如困兽一样凶残地攫取食物。我仍然愿意去读五四时代作家的著作，图书馆里那些激情和光芒并没有完全成为绝响，它们或许在等待知音。1915年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欧洲近代文艺思想流派并在《通信》中指出，吾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胡适在声称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也”，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指出，我们现在应当提倡新文学。这个新的文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文学，书写人的尊严与价值，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多元化的无中心的负面效应恶化着我们的文学空气，没有一个价值标准，流氓话语充斥着暴力和欲望。如今的上海或者北京，在这样的城市写文字只是一种谋生，一种技能的表达，一种弱势的身份和标签使一个个诗人醉倒在地铁车站和书斋里。劣质的啤酒制造着幻象和谎言，伪的艺术就这样使我们的青春变成绝望的纵欲和失去理智的自虐。文字是语言的残酷游戏，青春只是一个悲观或者乐观的选择。我们缺乏一种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和态度，母语已经不是游戏的规则，资本与商业，媒体，娱乐业，产业集团扮演着各种角色，生旦净丑，青衣或者红脸，你可以自己选择。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说“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业算不得新文学”，这样简单朴实的概括依然没有人愿意理解。戴着面具写作的时候，你是后现代主义，是身体理论的大师，是码字工人，也是一个奴隶。做一个卫道者，或者保守派的极端分子，只是被剥夺了自由之后的苍凉与无奈。然而一切变得突兀而简单，你只需要狠下心丢下虚荣与脸皮，你就可以在语言游戏的最后角逐着获得胜利。道德与艺术之间不需要精美的辞藻注释，你只需要为自己写作，为你的自私和骄傲写作，为你破碎的家园写作，为了祭奠与追悼。
我的梦想在燃烧（2）
五四是一个充满革命的年代，理想与狂热的思潮总会鼓动一大批时代的青年为他们的人生而投入轰烈的社会实践。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1月10《小说月报》发表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发起人署名有周作人，沈雁冰，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人。宣言中间有重要的一条意思就是，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切要的一种工作。当文学在我们的时代被压缩到社会边缘的时候，当几乎成为谋生和沽名钓誉的工具时，道德理想国覆灭之后，我们需要一场观念的革命。就像18世纪卢梭在从法兰西逃往到瑞士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念和判断。古典的废墟如今成为后现代荒诞的戏剧和虚无主义者的舞台。如此滑稽的场景，被媒体语言装饰成一种伟大的艺术。我们是这些艺术的牺牲品，而不是创造者。我们需要鲁迅那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那种融合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因素的文学。
那些理想的文字和歌谣在青春的废墟上终于被遗弃了，无论是误读的布拉格，还是被称为艺术家摇篮的纽约街头，拉美的种植园，如今只留下混乱的色彩，贪婪的线条和粗鄙的口语。我们无法像60年代的父亲们那样以一种政治理想和热情燃烧自己无法了解现实主义和左翼文学的价值，没有任何终极的仪式和说明，青春的古典旧宫殿已经坍塌，片片瓦砾和灰烬在风中飘扬，依然是旗帜和口语一样的冷漠，自私而凄凉。红色的火苗和黑色的灰烬刺眼地搭配，衬托着青春的虚无背景和叛逆者绝望的矫情，我们已经无法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做出高贵的选择，我们和荷尔德林一样无家可归。日暮乡关何处是，凄凉的大地上理想主义者被物质的枷锁和观念的监狱囚禁着，那种乡愁和寂寞最终都化为冷酷的火花，一切都在欲望的洪流中被埋葬。我们没有灵魂和旗帜，只剩下不死的欲望在世界的旋涡里挣扎着嚎叫着，发出工业时代的机器一样陈旧而乏味的声音。乡愁成为邪恶的理念主宰着矫情造作的诗人书写着那丑陋的被侮辱和损害的家园。我们的眼睛没有泪水，只有愤怒和质疑，只有冷漠和野兽的孤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如此浅薄，以致不肯自信。
我在漂泊的路上渴望一种永恒的苦难，那是我对青春的信仰与承担。我的家不在罗马*广场，不在黑非洲，它在金色的麦地里，在长满土豆和向日葵的黄土地上。只是我对青春的理解依然不能和自由的血脉对接，我隔着一个时代的墙壁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听着父辈们讲述*时期的生活，还有更遥远的童话，权势和资本压迫下的君子与蓝领。
我终于成为一个浅薄的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精神漫游的海盗，一个阅读红色书籍拥有蓝色理想技艺娴熟的海盗，沿着古代的水路和17世纪殖民者和传教士的路追寻一种逝去的价值。只是我的归途不是中世纪的城堡，它已经成为废墟而载入纪念册。我只是一个吉普赛人，乞讨，谋生，一个犬儒学派的诡辩者，为了自己的自由，臆想而甘心变成一个可怕的*者。我们依然不能生动地理解历史上那些苦难的价值和意义，无法消化生活乃至典籍抛弃给我们的遗产，所以农业学大寨，革命样板戏，那些为了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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