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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这般想像了。
其实，我亦不免有一些喜欢长安，没有理由不喜欢他，五官俊秀至无可挑剔，还那么有艺术气息。相信假以时日，会有前途，只是一颗暗珠未亮。我喜欢长安的作品，就像喜欢自己的小说一样，我想，我和长安是有一些共同点的，都对自己有着顽固自信，同时又不免因为现实的坚硬有些心灰。
有一次坐在长安身边看他画迷楼，忽然生出很多感慨，也许有一天，这个有着不羁气息的长安会剪掉长发，衣冠楚楚地进某家公司，想必是那些装潢公司，然后对着电脑，用鼠标作画，他将是第二个任树。
当然，成为任树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知道任树的理想绝不是在一家没有什么作为的公司画一些海报，每次看到他灵感被客户否定，必须适应市场做些庸俗无聊的东西，我就有一些悲伤。
我更愿意任树可以自由地去寻找他想要的东西，就像我所追求的那样，每当我试图谈到这个话题时，任树总是冷冷地看着我。他比我更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所要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我，或者说，绝不是。
他不能随心所欲，像个孩子一样任性地生活，他必须对生活有所规划，考虑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几年后买房，多大面积，几年后买车，而赡养父母，照顾亲人，以及疼惜未来妻子，并为将来的子女早早打好物质基础，这些都不是空中楼阁。
在2002年，他母亲的一场大病使他彻底从理想主义的迷雾中清醒了过来，手术在即，他却拿不出费用，难堪地敲遍了所有熟人的门，在饱知了钱的重要性和人情冷暖后，任树洗心革面，成功转型为一个进步青年。从没有正职的艺术家，变成了金蚂蚁广告公司创作部的生力军，从收入不稳定的边缘人物，进化成主流社会的白领青年。
我也曾经试图追赶任树的脚步，强迫自己穿着别扭的套装，混入组织，朝九晚五的生活使我在短短时期内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我脾气越来越大，每天被闹钟准时叫醒就咒骂社会，坐公交车遇上堵车又是咒骂社会，老板叫我加班还是咒骂社会。
虽然我不知道社会这词的确切指向，但骂社会比骂具体的人要好，至少永远不会有人站出来反驳。在上班后的第十二天，我没有挤上那辆每天都要坐的公车，因为人太多了，我侧身一让，回过神来时，公车已经开走，我想了想，就开始散步。
散步。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他们表情沉默，甚至有些麻木，如果生活就是上班，回家，回家，上班，走着雷同的二点一线，那么活一天和活30年有什么区别。
我朝前走着，寒风从脸上凛冽刮过，不知怎么，泪水流下来，我站在
城的街头，哭了个痛快。
我和任树曾经是同类，但后来不一样了，很多事都会变的，就像当初我们无比相爱，恨不得连梦中都不分开，可日子被翻动，感情被稀释，稀释就是掺了水，甜味消失，且变得廉价。我的小说越来越艰涩，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困难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在过去，无论我怎样天马行空意象混乱，最后总能不失聪明地收一个漂亮的尾，我常常为此自得不己。但这个现在进行时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一个噩梦，我迷惘地穿行在这些字句里，反复推敲各种可能性，但最后，发现这一切皆是枉然。
摄影师开了那家茶馆，然后，他似乎应该干点什么，但我完全不知如何将这个故事进行下去。我想，这是一个死胡同，于是我百般无奈，只得重新折回，让摄影师救起了落水少女。
他救起了她，我对程喜说。
他微笑，少女因为感恩而嫁给了摄影师，然后两个人一起开了家茶馆。
不，不是这样，我软弱地辩解着，渐渐地，我听到内心疯长着这样一个讯息，你不行了，你已经失去了所有力气。我摇了摇头，心中却涌现了更多的绝望，才华就像美丽一样，属于上帝额外的赏赐，这些都是有限期的，某一天，上帝要收回去了，江郎才尽者就惶惶不可终日，陷入了轰然的毁灭，譬如神笔马良。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徒劳地掩饰着巨大的慌乱。我不能想像自己有一天会失去对小说的控制与驾驭，倘若我连才华都没有了，那空有一身骄傲，岂不是更大的讽刺及悲哀。
我急急地回去，对着屏幕，想要寻找过去的感觉，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许能，但写出来比不写更糟糕。我重复着这样的事，写多少，删多少，清醒而麻木地否定着自己。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一个世纪，钟摆缓缓晃动它的身躯，低低重复着叹息，敲打着困兽般的心灵。我的手离开了键盘，身体靠在椅背上，脑中一片空荡荡。
接着，我听到对面的房东起来了，收音机低低地响着，似乎接收效果不稳定，所以声音一阵清晰一阵嘈杂，有一只手正调试着，寻找着最佳位置。
约莫过了5分钟，那只手失去了耐心，然后声音戛然而止，世界重新回到了静寂之中。我忽觉这一切如此寂寞，这样的寂寞，使我簌簌地落下泪来。
我病了，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生病，轰隆隆地就倒了一片。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流着泪，躺回床上去，翻了会儿书，然后全身发冷，我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开始回想过去25年来在写作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据说一岁时，我在抓周的考验里，舍弃了玩具和糖果，喜滋滋地拿起了笔，为此，我的家人热泪盈眶。他们断定我将来能做一个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可以凭着智力神气地吃饭，而不是和镇上大多数姑娘那样，在某家土财主开的小工厂里蓬头垢面地劳作，在我自己的意识中，亦觉与她们不同。虽然我和她们一起成长，甚至还和其中一些姑娘保持着令人满意的友谊。
10岁时在老师的诱导下，我又愧又恼地说过自己的理想是当作家，事实上，我对于作家这个词心怀谨慎，在我没有真的实现时，我不愿轻易泄露内心的欲望与盛大的野心。虽然我侥幸蒙受了高等教育的恩泽，但由于专业与文学风牛马不相及，很多旁观者已失去了对我的兴趣，他们开始醒悟过来，我只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相当普通的一员。毕业后，整整一年，我花了一年时间，隐姓埋名，辛苦耕耘，以坚定的姿势将自己的命运拨乱反正，重新回到捉周时令人激动的场面。
命运似乎就是这样，忽明，忽暗，接近，消失。
在我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光，并可以此为方向时，它骤然消失。如果承认自己确实无法完成这个碎裂的茫然的小说，那就是承认自己的种种天赋都只是一个误会。
或者，曾经是真的，但就像春天过后，总有些东西会注定凋零。
我一想到自己很可能泯然众人，再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从此狂乱浮躁，如一个因为意外事故而双手颤抖再不能替人开刀的外科医生，就觉得面前都是黑的天。
房东太太走了进来，似乎问了我一些话，我疲倦地看着她，她的面容如此模糊，重重叠叠，虚虚实实。我晕沉沉地合上了眼睛，然后从某个遥远的地方听到了一个惊慌的声音，我睁不开眼，接着，我觉得有一场漫山遍野的烈火正熊熊燃烧。
这是一场虚弱之病。我被厚厚的被子压得透不过气来，连翻身都不能，似乎一动就要惊扰许多障碍。我气若游丝，总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处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干涸。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觉得自己被遗弃在某个孤独的岛屿。
如此孤独。潮水一波又一波，汹涌地吞噬了我。那是一片深色的海洋，没有边，亦没有底，一切都是漩涡，也触摸不到时间。
高烧终于退了，那些残丝仍然紧裹着我。在一个阴雨的午后，我听见耳边有熟悉的声音，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她。我知道他们是谁，一时间竟唤不出名字。他们低低地说着话，我奋力睁开眼，倦倦地看了看，还没有看清楚，眼皮已无力地垂下。后来，我便一直听见他们的声音，暧昧的，亲昵的。他们有时坐在窗边玩扑克，我知道她是会用扑克算命的，算得也准，她曾经在富安茶楼的阳光下帮我算过，对于我性格上的优缺了如指掌。他有时会走到我床边，轻声地唤我，阮白，好点了么。
我默默地睡着。低烧持续不退。他们说要将我送去附近的医院，房东太太甚至已经叫好了车，我用很轻的声音拒绝着，不，不去。其实我是知道的，即使在病中，我的心也是雪亮的。他们有时相互凝视，有时轻轻地笑着，大多是她笑，而他抚摸着她的长发，她有一头柔软乌黑的发。
在夜晚的时候，整个房间只有我一人，房东家里传来了电视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声音，还有电流的嗞嗞声。夜晚的周庄有淡淡的月光，风拂垂柳，或者还有小舟夜泛，桨声艳影，而他与她，也许会携走漫步在迷暗的小径，亲吻，呢喃，拥抱。
我不知这故事竟是这样，看着它踏过了我的病体，静静远去，我想，这一切都是我缠绵病榻时的多虑，如果，只是多虑。
我久久不愿康复，但身体一日日地好了起来，这种好亦是萎靡的。周庄依然如故，这个季节行人不多，有一些宁静的安好。我无法掌握他的行踪，他与她，已经不瞒我了，只等一个机会与我摊牌，或者连摊牌都不必。
我的心如此幽静，就像一片空寂无人亘古寂寞的森林，它曾经郁郁葱葱，后来什么也没有了，被大雪掩埋。
程喜和戚敏最终还是中止了长达8年的婚约，戚敏的父母不同意，扬言要与她断绝关系。程喜亲自去了戚家，主动承担了所有的罪，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所有的人，他说他不曾爱过戚敏，从来不曾。戚敏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