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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贪婪的宋子文决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与帮会分子争夺对上海市场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鸦片管制部门的主任，还招收了一支由几百个精干警察组成的特别队伍来实现他下的赌注。他失败了，这也许是由于杜月笙愿意迎战他的赌注，因为说穿了这本是蒋介石的赌局。过了不久，宋子文的鸦片警察队就解散，而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与杜月笙谈成了一个在南市重开吗啡工厂的新协议。自此以后，所有来自重庆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炼，全都垄断在杜的药剂师手中。
同年，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他拥有的头衔有：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全国对麻醉毒品的关注
次年，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进入贵州，追剿长征中的共产党。要是蒋想制服西南地方派和桂系的话，那他就会摧毁他们对鸦片的垄断。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报告说：
通过确保对鸦片走私的控制，蒋希望增强中央政府对各个不可靠的省份在政治上的控制权。……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靠鸦片收入生存。假如中央政府能够控制一个省的鸦片供应，那么这个省将永远无望反叛成功。
通过史迪威的观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蒋把他在贵州的军事战役转变成一个制造中央政府对鸦片控制垄断的机会，为什么不让鸦片通过广西运到南方，却转而把它运到长江流域，再顺流经汉口运到上海。在国民党进入贵州后被任命为财政专员的本地人李仲公，被任命为鸦片垄断的头目。与此同时，杜月笙及其鸦片企业被授予从贵州外销鸦片到汉口和上海的垄断权。1935年5月，为确保全国整个鸦片系统控制在个人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撤销了全国鸦片管制委员会，并取而代之亲自负责全国鸦片管制。
蒋对贵州鸦片的控制迫使桂系转向云南另找货源。作为报复，南京政府在云南和当时还未建完的汉口——广州铁路之间架起了公路。但即使在1935年秋天公路告竣之后，云南的鸦片商队仍然穿越广西，因为那里的过境税低多了。但尽管如此，广西的军阀们仍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而蒋的钱匣子则不断地膨胀起来，其收入来自于他和杜月笙之间在鸦片垄断上的特别协议和上海麻醉毒品生产的利润。
但问题是，随着中日在毒品走私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海的提炼和零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竭。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宣布了新的法律，惩罚使用鸦片提炼品的人。据上海市政警察报告，这是日中毒品走私控制战中的一次新的高潮。中国政府最终有效地垄断了鸦片交易，但因为华北的提炼厂和日本军方对它的保护，日本人对吗啡和海洛因的走私越来越获得控制权。
还有，毒品和间谍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日本在东北扩展其影响，他们的特工单位与麻醉毒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入侵华中，随即开始通过招募杜月笙的人或者直接将自己的特务打入走私网中的方法，接管华南的毒品网。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上海争夺战
1937年夏战争刚爆发，杜月笙便利用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公民联盟，领导组织抗日力量。杜月笙显然是想获得“爱国者的光环”，他主动提出，在长江下游用沉没他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来阻挡日本军舰，同时还向捍卫上海的中国将军们提供他的防弹汽车。但比起他与戴笠秘密协议在死守上海之中及之后组织反日地下抵抗运动来，那些被广泛宣传的壮举便显得逊色了。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戴笠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最关键的特务是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队长王兆槐，他也是杜月笙的弟子，恒社成员。在那以前，上海站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共和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敌人的活动上，所以对日本人的情报收集得很少。当时沈醉是特务处虹口行动的负责人，他在日本人圈子里只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特务：东有恒路上的当铺店老板。其余在“小东京”的情报人员都是双料特务，他们作为汉奸在替日本人工作。特务处只能从日本人布置给中国特务的任务性质里去琢磨日本人的意图，以便至少对敌军的方向有所察觉。但这些情报往往都虚无飘渺。比如，卢沟桥事变后，一个酒醉后的日本特务说：“只要几天工夫，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来！”
几天后的1937年8月13日，上海真的爆发了战事。当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小分队，并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沈醉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裘声呼把他们的电台藏在裘刚满周岁的小孩推车里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能回到那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起来反抗入侵者开始，他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曾经企图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计划也未果。但不久，他们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的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城市游击队根据上海市政警察收集到的秘密情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初组织一个“非常时期服务团”来对付上海的汉奸和间谍。上海虽已有保安队，但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离之后，它主要替市政府充当警察力量。
现在，为了在前线和敌后与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决定创建一支城市游击力量。军事委员会相应地为这支力量拨款50万元，归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司令王敬久统筹。他在江阴的司令部已开始在一个“军官训练班”为情报工作培训军校生，该训练班也是特务处“入门训练”的一个程序。上海战事爆发后三天，240个军校生被作为特别部队派往龙华小学。
王将军的“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副司令们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烃军将军和杜月笙，杜立刻想把这个新组织为己所用。
接到任命和指示后，王敬久将军和蔡烃军将军发现这同他们目前的位置以及他们应当积极参与的工作不合适，于是就把组织这个新单位的事情交给了副司令杜月笙先生。在组织这个单位的过程中，杜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自己部下安插为部门头目的机会，便将龙华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陆京士先生和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任命到这些位置上。但杜月笙把他部下的名字提交给军委会后即遭到否决，这使他非常光火，而且这对陆京士和朱学范也是极大的侮辱。
由于杜月笙一时无动于衷，上海警察局局长蔡烃军将军决定干预，在忠义会（上海市政警察的密报人把它形容成一个由“黄埔军校生组成”并由蒲风鸣领导的团体）的帮助下，他在公安局内部设立了服务团办公处。蒲风鸣和蔡将军后来成立了两个团：防护团和特务团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边的活动有所不同。在城北，尤其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支“上海枪手队”，主要由无业游民组成，他们用毛瑟步枪或手枪在敌后袭击日本人。在苏州河南面的南市，防护团由征募来的市民组成，主要任务是挖防空洞。南市的每个户主每天都要出一个人去防护团劳动，该团由蔡将军在露香园路的一个办公处的副官指挥（该副官被认为是沈心腹）。
特务团的办公处设在南市蠡园路旁属于绍兴府的一个私立学校里。特务团由蔡将军的前指挥官刘槐指挥，两个副指挥官一个是公安局监察员陈伴农，另一个是前公车售票员张国权。特务团的正式成员大都从无业工人那儿招来，月薪9块钱，外加可以容纳1000人的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到了1937年9月下旬，有400人加入该团。
特务团还有一个调查处，由30人组成，归杨福林领导。这些人被安置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精勤小学里住。其中有个以前当过小学校长的人叫傅多马，他说，刘槐派他去打听日本便衣特务在英租界的活动情况。他还被派去调查中国“汉奸”的情况。要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让中国警察逮捕这些汉奸，然后把他们押送到特务团办公处进一步受审。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
在蔡将军手下的两个团中无疑有戴笠的人，特别是在特务团的调查处里。但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杜月笙弟子们在工会、商团和地下社会的网络上。显然是戴笠在9月底使这个受侮辱的帮会头子和他的青帮随从们回到军委会的正轨上来，并在10月初说服蒋介石为了将帮会分子转为半军事组织的骨干而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