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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联合情报机构规定了一个总体方针：只给中国人“直接有助于其抗日战争”的军事情报。但这个政策似乎完全建立在由种族主义而引起的怀疑基础上。MI2（英国军事情报局二处）承认“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交给中国人的信息曾被泄漏”，并补充说：“但是，基于对一般中国人心理的了解，人们严重怀疑泄漏时有发生。”
1944年6月23日，麦肯给英国战争部发了一份密电，说中国人的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递交给他一封何应钦给卡通·德·维阿特（Carton de Wiart）将军的信，建议在中方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来交换关于日本军事布署的情报。这个办事处同时还收集情报，并散发电台截收的电文，同时还把在中国战区进行活动的SIS（秘密情报特工）和SOE（特别行动执行队）的人员组织在一起。麦肯对郑解释说，第二种联合不可行，但他确曾建议实行第一个项目。不过，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人的角色，他们一旦参与进来就有可能把他们“致命的嫉妒”也带进来。
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部提醒战争部，它过去曾强烈反对这种情报合并活动，因为这会使中国人进入美英的信号情报系统。考虑到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对国民党情报系统不断向日本人泄漏信息的怀疑，这个联合办事处对印度战区总司令部和白厅来说，似乎都将是个极端的冒险行为。
然而，英国不想完全拒绝中国。白厅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决定，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中方会损害中英关系，于是相应提议建立一个中英结合的情报搜集机构，“其中不包括军事布署”。一旦SACSEA（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7月1日明确表示，英国不准备与中国人分享信号情报，中国人便开始对合作失去兴趣。虽然如此，SACSEA还是起草了在重庆建立一个中英联合情报搜集和交换局的协议，此机构的英方将向英国大使汇报。
对于有关这份协议的消息，美国人没有重视。8月3日，美国军事情报主任比塞尔（Bissell）将军告诉SACSEA，一旦这种协议生效，“美国情报机构便永远不会完全坦诚”。他还说，参加一个同中国人三心二意的联合情报行动对英国来说将是个错误，尤其是，这可能使国民党通过它来使美英之间产生不和。比塞尔坚持，绝不能让中国人看到这份章程。次日，也就是1944年8月4日，英国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白厅让SACSEA通知中国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当时他正在视察印度的情报工作），在目前的战局下不宜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搜集机构。相反，双方应当仅在中国现有的中英情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交换情报。郑将军在8月22日得到如此答复，“他接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不满。”
第二十二章 间谍“曲线救国”
盟国对大战中戴笠秘密特工的可靠性很怀疑，特别是军统与汪精卫傀儡秘密警察相勾结以后。当时，这种勾结被认为是国民党情报机构“曲线救国”的战略，即一方面公开与敌人的情报机构合作，另一方面在暗中把成千名低级双料特务渗透到日伪特务组织中去。
据中国大陆资料，这个曲线政策曾被蒋介石和戴笠秘密采纳过，时间是从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为统一的傀儡政府主席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间的某个时候。
实行“曲线救国”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军统南京情报组组长程克祥。1939年秋天，当汪精卫的“和平党”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壁垒森严的住宅里与影佐祯昭、犬养健（Inukai Ken）上校及日本特务机关梅花社的人员进行谈判时，程克祥开始铺垫与周佛海（政治委员会总书记，并在后来的汪伪政府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及他的内弟杨惺华（后来的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的关系。通过拉到的这些关系，程克祥成功地促成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后来的汪伪税警总团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后又任南京司法部长）、熊剑东（后来的汪伪税警副总团长）投奔戴笠。程还说服了周佛海雇用彭盛木（军统南京情报组副组长）当他的机要秘书，使程克祥能够了解汪精卫与日本主子之间最机密的谈判。当汪伪政府1940年3月29日成立于南京后，彭盛木被任命为财政部顾问，继续为军统提供最机密的内部经济情报。
无须赘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双方得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情报交换，从而证实了盟国对戴笠与日本情报机关进行秘密交易的怀疑。
结果，对战争中最机密的情报，即已被美英破译的“极端电码”和“紫电码”，国民党当局被蒙在鼓里。而且，作为开罗会议四强之一，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后来的英美苏国家元首汇集的德黑兰会议上也是如此。
在南斯拉夫局势上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邓诺文将军，在开罗会议上首次亲身经历了“中国问题”。陈纳德和史迪威将军也在会上权衡这个“友谊工程”的利弊。1943年10月下旬，罗斯福曾命令邓诺文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收集政治情报。在开罗会议前夕，邓诺文向总统概述了中国的情报状况，他认为：“除非我们完全独立操作，独立于中国人及我们的其他盟国，否则我们美国的情报业务便无法开展。”罗斯福同意这个看法，并授权邓诺文告诉蒋总司令：“必须让我们独立行动。”
第二十二章 间谍邓诺文的访问
这时，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烦。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蒋夫人对总司令的“间谍王”疏远起来，包括在国民党秘密警察机构里发现了康生的潜伏人员，在中国取消了特别行动执行队，以及华盛顿对军统采用盖世太保模式不断增长的抱怨，等等。结果，当“野比尔”邓诺文于1943年12月2日到达重庆时，他发现戴笠的地位已非坚不可摧。
尽管如此，邓诺文仍受到隆重欢迎，包括在重庆警察协会舞厅里举办的满场英语流利、舞姿娴熟女士的招待会。紧接着招待会的是在戴笠公馆里的宴会。邓诺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认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情报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
邓诺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诉中国的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假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证，那他们将会独自在中国开展工作。戴笠听了勃然大怒，说：他将处死任何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动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对此，邓诺文拍着桌子叫道：“你每杀一个我们的特工，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一个将军！”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戴笠吼着。
“我就这么对你说话。”
然而，邓诺文有口无心，一旦他把心里话说出来，戴笠倒镇静了下来，两个人旋即又握手言欢。
宴会的次日，邓诺文将军见了蒋介石。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太多的记录，但梅乐斯从担任邓诺文翻译的刘镇芳那里收集了谈话的要点。据肖说，委员长告诉战略情报局主任：
你是一个友好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这场盟国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你在一个既是异国又是友邦的国家里运作。我们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希望你承认这一点。美国人要求盟国怎么在你们的国家里活动，我们也要求美国人怎么在我们国家里活动。你们不会让另一个国家的特务进入美国并开始活动。你们会坚决反对。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反对一个外国特务或情报机关进入中国并背着中国人工作。请记住，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请注意到这一点。
到了这一步，邓诺文除了同意把战略情报局的正式事务暂时交到梅乐斯手中外，别无选择。
然而，与此同时，这位情报局主任开始探索在中国越过梅乐斯和戴笠以外建立独立的情报业务的其他可能性。在中美合作所内部，战略情报局的常规人员的十来个人归约翰·考林（John Couglin）上校领导，而梅乐斯则继续指挥海军人员（他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晋升为准将）。在中美合作所之外，邓诺文和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战略情报局研究部主任）与陈纳德将军于1943年12月会见，探讨建立一支特别的第14飞行队来收集战术情报，以确定敌方目标。
第二十二章 间谍AGFRTS
次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空军第14飞行队成立了一个名称非常晦涩的组织：第5329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5329th Air and Ground Forces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taff），缩写简称AGFRTS，更常见的提法是Agfrts。他们包括战略情报局为在中国独立操作情报业务挑选出来的大批人员。
中美合作所没办到的，AGFRTS办到了，而且其结果几乎立竿见影。战略情报局潜伏到敌后的特工人员们建立了广泛的秘密网络，为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提供了每日的天气和气象数据。对长江沿岸交通和沿海及铁路运输的实地无线电情报，使陈纳德的飞机能最准确地击中“热”靶，而且“目标研究分析”和对轰炸的破坏程度的估量，极大地帮助了陈纳德计划未来的进攻。
战略情报局/Agfrts的人员主要在中国的沦陷区收集目标的情况，同时也审讯敌人的战俘。
邓诺文在向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中尽量抬高自己的人员在实地的秘密活动，如在广州白云机场炸毁了数架飞机，在日本人进攻桂林时摧毁了数架桥梁，破坏了广东的一个煤矿，收集了沿海几处的天气预报等，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与战略情报局在中西欧的活动相比。
当然，平心而论，有几次他们还是极为成功的，甚至包括躲过了戴笠监视的绝密行动（斯塔行动与“蛤”行动等）。但情报局的大多数活动对中国秘密特工当局来说都是非常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