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站了，我站起来。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他大胆地迎着我的目光，没有马上移开，足足有三秒钟那么久，在我的感觉里那几秒钟很长。我很慌乱，心跳得很快，可能我的脸也红了，我已不知道我这个年龄，脸还会不会红，但我的脸确实在发烧。
车已慢慢停下来，我只能匆匆走到车厢下层，准备下车。
接着，我身后响起“咚咚咚”下来的声音，他也下来了，我有些惊喜。
我站在车门的左边，他站在车门的右边。我们对视。这回是明白无误的对视，移开视线后，又像有一种无形的磁力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在一起，又对视，又马上分开。
我们的目光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至少交织穿梭了四五个回合。
我几乎要开口对他说话了：“你也在这里下吗？”当然我没有说。
我看见他的嘴唇边似乎含了一句话，就要脱唇而出了。但到底他也没有说话。
车门打开了，我走下去，我明明看见和我一起走下车的，但是，他居然站在车门口停住了脚步！
我站在车下望着他，他站在车门口望着我，他似乎在等我说话，或打算对我说一句什么。我和他在车上车下互相看着，伸出手就可以握到对方。在犹豫的刹那，车门“啪”地一声关上了，切断了我们的视线，然后疾驶而去。
我呆在那里，好久才回过神来。他最后站在车门口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和凝视我的眼神，如一个定格的镜头，充斥最后的整个画面，然后突然消失，银幕上只剩下两个字：剧终
童年斑驳的记忆
我小时候寄养在外婆家，直到我七岁时，父母才把我领回去读小学二年级。
和童年有关的记忆是极深刻的，却又不连贯，像一块块的斑驳，东一块西一块刻在脑子里。
小时候我在外婆家吃得最多的是煨粥。外婆抓一小把米放进一只黑色的小瓦罐里，加水，撒三五粒黑色的豆子，放进只有火星的灶膛里，半个时辰后，一小碗香喷喷的煨白粥就出来了。我除了吃那碗粥，一定要把瓦罐上的锅巴刮下来吃，刮得一干二净，因为锅巴更香。只到今天，我再没有吃过比外婆的煨的粥更美味的粥了。
外婆家住的房子是解放前是一个地主的旧宅的一个厢房，房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石砌天井，天井里有一棵不知多少年的老柚树，后来从某一年开始忽然不再肯结柚子了，恰恰那几年那里的几户人家没有一个生儿子的，包括我的两个舅舅，他们说可能和那棵不肯结柚子的老柚树有关，所以就把那棵老柚树砍了。后来有的人家真的生了儿子，有的还是没有儿子，我二舅得了一个儿子，大舅一直没有。
外婆家房子的门槛都特别高，直到我五六岁了，我还要扶着门框很吃力才能过得了每一道门槛。每个高而厚的门槛上面都铺着青石板条，年代久了，磨得光滑，夏天我和男孩子们一起叉开腿骑在门槛上玩，极清凉。因我是女孩子，坐在门槛上常遭外婆呵斥，她悄悄告诉我，女孩子老坐门槛，以后生孩子会横着生出来，很难生出来的，但我还是照坐不误，当时我不知道今天有剖腹产这回事，如果我知道，我就可以告诉外婆：生不出孩子，可以剖腹生产。
外婆的睡房里有一张极大极扎实的黑色大书桌，我常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去蹦跳也没事。那是我外公用一担谷子从一个老秀才家换来的，我外婆说那个桌面是一整块的樟木做成的，可以想像那棵樟树有多大。而且用的漆是生漆，就是直接从树上刮下来的原漆，不是今天含有化学成分的油漆。
那种漆真的是十分细腻，看上去好像桌子本身的颜色，看不出有人工涂抹过的痕迹，它应该是一张上百年的老书桌了，但颜色只是古旧了些，却一点也没有掉落，反而被磨得更加温润细腻。那种陈旧含蓄的光泽，就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越老越美丽，越古久越令人遐想。
我童年惟一不愉快的记忆，就是外婆家的厕所。那是一个极大的粪池，占了一间房子那么大，而且极深，往下看去幽森森的，上面用木板封住，其实是安全的，但我每次去上厕所，心里总是充满莫名的恐惧，担心木板突然烂掉了，我会掉进臭而粘稠恶心的粪池淹死，我又担心我不小心从木板缝隙里掉下去……事实上从没有人掉下去过。但很多很多年前，这房子旧主人家一个怀孕的女人，临产前上厕所，却不小心把男婴生下来掉到厕所里去淹死了。这事听起来有些古怪和恐怖。
后来我怀孕了，我打电话告诉外婆，她居然叮嘱我，上厕所时要歪着点。她的意思我明白，是担心我不小心上厕所时生产了，把孩子生到厕所里去。她以为现在城市还和她乡下一样，有个大而深的粪池。而且现在的女人生孩子哪有从前的女人那么轻快呢？总是要拆腾好久才能生下来。
我长大后常做些掉到大粪池的恶梦，我想那和我童年对厕所的心理体验和记忆有关，那种恐惧感可能刻在我记忆里了。
寄居荷花镇的日子
“我一下的士，就看见你坐在马路边的店门口晒太阳。你眯着眼睛，戴着一顶红色的小绒帽，穿着工装牛仔裤，黑色的靴。你把身子伸得长长的靠在椅子上，两条腿叉得很开，不像女孩子的样子。那段时期你最好看，你气色很好，面色红润。”
宜锦荣这样对我说。他说的是那年我在湖南乡下一个叫荷花镇的时候的事。
那年我在宜锦荣朋友的一家香港公司里做文员。做了才十个月，我告诉宜锦荣，实在太沉闷了，我一天也不想呆了。他要我辞了工作去深圳住，我说我得先回湖南老家看看我弟弟老二的店开成什么样了。老二那年底向我借钱，在家里附近的镇上开了间冷冻肉食品店。我把仅有的4万元私房钱全给了他。
我从广州回到湖南，直奔老二的店里。一走进他马路边店里，就看见店铺乱七八糟，打开库房，里面的鸡鸭猪狗牛羊肉乱堆在一起。我花了一天时间帮他打扫了店面，又把库房里的货品全部整理，在每个货架上贴上卷标。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听见楼下有人在拍店的门：“老板，开门，我要买猪肉。”听不到老二答话，我就在被窝里应道：“等等，我就下来了。”
等弟弟8点多起床时，我已帮他卖掉了四只鸡，两只鸭，狗肉猪肚牛肉若干。想不到这一沾手，就走不开了，我一不小心，就在那个乡下帮老二卖了一年猪肉。
每天，我从库房里搬出一块五十斤重的猪肉，挥起大刀狠狠向猪肉砍去，你想想，我是多么英姿飒飒，是一种何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乡下卖猪肉的日子，培养了我的一种大无畏的生活气质。生活对我来讲，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有难堪，即使当众在街上掉了一只高跟鞋的后跟，于我来讲，也只是一种生活的幽默，鞋跟掉了，我就脱下皮鞋，赤脚走。
其实，每天只有6点至10点这段时间忙，过了十点以后，店里就闲下来了。接着就是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忙一阵子，其余都是很闲着的。
闲着的时候，我就叫老二看店，我自己出去找人聊天，到处乱逛。我很快和镇上人混熟了。左边是个理发店，小两口打架，男的把剪刀插进女人的手臂上，送到医院去了；右边是皮鞋店，小两口打架，女的用砖头砸男人的头，只砸了一个大包，不用送到医院去。对面有个五金店，年轻的男店主很瘦，很白，刚秋凉，就穿上了绒裤，人家叫他“蔡公公”，他的老婆很漂亮，跟着做包工头的姐夫在城里赚钱，一年难得回来，别人常拿他老婆和姐夫的事调侃他，蔡公公只是笑笑，不生气。
对面开时装店的是艳大娘，快50岁了吧，那是真正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眉眼唇笑容一点都没有老的痕迹，都是细巧好看的。她丈夫做采购，常年在外跑。东家梅婶说艳大娘是公共汽车，镇上的男人都免费坐过。哎，好女人和好文章都应该是耐得住寂寞的，可寂寞实在难耐呀。
我在镇上逛的时候，跨着大步，一路和人大声吆喝打招呼：蔡公公！艳大娘！大叫花！韩二叔！三毛！四老板！……
我在乡下的时候看起来很乡下人；我在香港时，又看起来很香港人。如果说生活是舞台，我自信我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我能很快融入任何氛围的环境，领会一个新剧本的精神，然后很快投入我的角色和情节。我一定是最世俗的那种女人。
别人都叫我“霞霞”，那是我的乳名。也许等我60岁回家乡去的时候，认得我的人还是叫我霞霞吧。
吃完晚饭，我就到附近的农户家中串门。傍晚时分，农家的男人荷锄牵牛归了，女人在那里呼儿唤狗。炊烟袅袅，饭菜飘香。我一家一家串过去，从张家到李家到陈家，循着菜香味径直往人家的厨房里去。站在主妇的灶台边，和她闲聊着，帮她在灶膛里添柴火，有好吃的菜，我就用手拈了往嘴里送。
荷花镇的后边，是一大片农田，还有一个极大的荷塘。夏天，那些荷开得很媚，那些蛙叫得很野。我拿着一支蒲扇，搬了一个小木凳在荷塘边坐下歇凉。
我听得荷塘里那些青蛙吵得要死，但我并不厌烦。我用心细听，想听那些蛙儿在说些什么吵些什么。那些蛙声忽高忽低，有时吵得不可开交，忽然又突然静下去了，全无声息。刚静下去，忽地，又冒出一个调皮捣蛋的声音，偏要打破这静，于是，年轻的小青蛙又忽地一齐起哄。大部分时候是一些年轻青蛙在那里瞎吵吵，间或又冒出一个年老的声音似呼喝斥责小青蛙；吵吵闹闹之中，留心细听之下，会偶尔夹杂了一两声怨怨的叹息，那大概是一只哀怨着的年轻母蛙。
有一天晚上，有些燠热，荷池里的蛙声似乎比平时要烦躁，还有一些悲伤和森森的。后来天下起了小雨，我只得搬起凳子回家了，因为那些不如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