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在那个叫做上海的城市，响起来，她说，小凡，你好。
我说，安安，你好，你在哪里？
她说，我也不知道。
直到某天早上，我如往常一样，昏昏沉沉地打开冰箱，拎出瓶子，把剩下的红色液体全部倾倒出来，却甚至连半杯也盛不满。的确，那个容器，已经空了。
我下意识地想起今天的日期，我记得了，今天是大年三十。
假如这是一个带着暗示意味的巧合，似乎是在提醒我：这一切，该结束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舞会总在继续，舞曲总在变换，已经失去的无法挽回，无须执著，哪怕自欺欺人。
新年即将来临，过了今天，那些日子，便更加遥远。
给我一支烟3
中午跑去了外婆家吃饭，晚上在自家准备饭菜。
晚餐吃喝至半饱半醉时候，我把给父亲买的hush hour皮鞋和给母亲的esprit皮包拿出来，我说，新年快乐。
当天晚上，车克汉姆给了我电话，我以为是关于那最后的几个镜头拍摄有困难，结果居 然是关于他的个人问题。车克汉姆这个人，素来不喜在电话里说话，他在电话里说话的节奏象快板，劈里啪啦都倒给你。他总是动不动就说“再联系，再联系……”，简直好像门外当时就有一打貌美如花的姑娘在按门铃。
他说：“小凡啊，我跟那人掰了。”
我问：“谁啊，就没见你跟人好过啊。”
“是浙大那个。”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疲惫，说细若游丝是夸张了点儿，不过也跟快断气了的驴差不多。
“哎呦！”我惊叫一声，“哥们儿你没事儿吧，喝高了没有？”我怕丫是酒后乱性过来糊弄我的。
“真分了，这么着，太累了。”他说，语气沉重。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车克汉姆的这番没头没脑的叙述，带给我的打击比告诉我说中文即将流行于全世界大家都甭学外语了，更为严重。
我已经强调过，车克汉姆和他的对象的关系有点特别。
我说对象，是因为我实在难以表述他和那女孩儿之间的关系。双方自从初中以来就有所牵扯，估计也有些个中隐情不为人知，双方也颇为明白对方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尽管分分合合，却从未真的互相嫌恶。
按照车克汉姆的说法，压次马路的时间他们都可以闹僵好几次，可他总是没出息地又灰溜溜地跑回她身边。
但我可以断定两人之间不曾有过男女之欢，同时按照车克汉姆的个人表述是，他对她，乃是一种类似于对待母性关怀的感情，我当时听了，那差点儿就晕了过去。
而在我短暂的人生里，多少也曾建立一些朴素的信念，它们或许有悖于道德标准，但说句玩笑话，却无一不是自个人实践而得来。
比如：人永远是他欲望的奴隶，所以，消除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欲望，这近似于佛教的理论，另外一个答案是波德莱尔说的：或者永远接受生活的诱惑。
普通人如我，虽然明了那两种方法却依然身陷沮丧，是因为无法彻底遵循其中任何一种。
比如：福祸相抵，一福一祸，人生在总量意义上是保持平衡的，世上无神，只有平衡，关键在于如何把那一碗水端平。
再比如：坐在抽水马桶上之前先察看有没有厕纸供应，千万不要购买版本不好的盗版DVD。
而车克汉姆对那女孩儿决不动摇的感情，可算是那些信念之一，如今却也改变了，这简直令我的世界观发生动摇。虽然我知道，分手只是早晚问题。
接完车克汉姆的电话，有点儿懵了，我跑到客厅里，把自己深陷进沙发，沉默着。
还没从车克汉姆事件带给我的震骇里回味过来，又接到程禾的电话。
“最近如何？”
“还那样儿，瞎混呗。”我说。
同时立刻觉得程禾这个电话非比寻常，因为他从来不曾以如此户口调查般呆板无聊的问讯开场。他通常会说，哎，哥们儿，跟你说个事儿，接着便来上一个令人捧腹的段子。
记忆里唯一的例外，是跟他处了两年的女友去留学的那天，他给我电话，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国家美术馆的一场展览，并且不给我任何插嘴的机会，随后一阵沉默。
我正要说点儿什么，他便在那头哭起来，随即信号就断了。
我想，莫非又出了什么事儿，在遭受了来自车克汉姆的重创之后，我怕我的脆弱心理防线是经不起第二次轰炸了。
“怎么了，别打击我，我正颓着呐。”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
“没什么，是好消息。”他说。
“什么呐？”我提起心来，准备听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我打算出国。”他平静地说道。
“嗯，”我的声音平静，可心里却不亚于经历一次飓风，10级以上的大风称之为飓风，我复习了一下这个地理概念。随即想到，应该是海上飓风，因为此刻我感到我的胃里正翻江倒海。
“哥们儿你咋了？”我问，“别乱开玩笑啊。”
“我已经决定了，我早就联系过了那边的学校，我现在不是大二嘛，这种情况算是插班，可直接去念大一，不过文科背景专业并不太好，也没有奖学金，不过，我能挣到。”
我知道，日本最近在对待中国留学生方面的限制有所加强，比如把存款保证金的期限增加了几倍等等。但我倒并不怀疑程禾日语方面的能力，他自高中起就一直自学日语，又曾经找过一个日本留学生作女友，至于钱，他家有的是，只是他从来不显摆，况且，大学开始他就在做DJ的兼职。
“别啊！”我说。
太突然了，我一下子说不出什么话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程禾也不说话，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就像一堵墙般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开玩笑：“程禾，你要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可怎么办啊，我都习惯了喝酒的时候叫双数的瓶子了。”
他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可能想不通。”
他又说：“其实我自己他妈的也不明白。”
“这好好的，图什么啊。哪个学校？”我又问。
“横滨大学，一个亚太联合项目，具体比较复杂，”他说，“条件也还可以。”
我突然记得了什么，“程禾，日本吗？我说，你不会是？”
他说，“她说，她一直记得我，希望我能来。”他的声音颤抖起来。
我无法控制此时的感受，尽管羞于承认，可我的的确确鼻子发酸，视线也模糊起来。
“自从她走以后，我就觉得生活在朝一个无法控制的方向滑去，”他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会累死的。”
程禾他说出这样颓丧的话来，除非我录下音来，否则，有谁会相信？
接连发生两件让我震惊的事件，几乎令我感觉自己其实根本无须做出任何改变的努力，因为生活，它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我们的面貌，任何有意的规划，都是浪费。
可同时，任何的变故，沧海桑田也好，或许已经令我们面目全非，却始终不曾纂改过那心底里的守望。
就象程禾最后的那句自嘲：“小凡，咱们别再折腾了，安于天命吧。”
我对程禾说：“新年快乐，祝你幸福。”
程禾还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小凡，我觉得，莫安那姑娘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也甭太勉强了。”
接完那两个电话，我六神无主，我惊慌失措，我对这世间原本尚存的可怜巴巴的庸俗信念似乎一下子被抽离消失，简直陷入真空，举首抬足，都无所依傍。
父母在房间内看春节晚会，他们甚至还招呼我进去看，而我此刻则正心乱如麻，甚至我产生了对父母诉说的愿望。
所幸的是，顾婕打来一个新年问候电话，我接了，便不管不顾她能接受与否地全说了一通，说了莫安，我还说了车克汉姆，说了程禾他即将远渡东洋。
我说，顾婕，我觉得这些年来我的生活太混乱，我真的觉得很累，我何曾不希望过一种地道些的生活。
她说，我知道。
我说，有些东西，或许别人看来高不可攀风光无限，我得到了，可那未必就是当初仰望的样子，有些东西，别人觉得普普通通，可我却难以得到。
我知道的，她又重复说。
其实，我说，我自己也清楚，不是跳不出来，而是自己没有勇气和意志力去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她默默地听我说完，不语良久。
她最后说：“这么说或许不太恰当，我知道你想过一种地道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可我觉得你无须去刻意追求什么，自己喜欢什么就去追求，即便别人认为那是不好的。也许，等你再大一些，等我们再大一些，我们就都会明白的，好吗？”
我谢过顾婕，挂下电话，把自己抛入沙发底部，打开音响，放进那张雅纳切克，我任凭那琴声切割思维，我依然觉得无所适从。
Flannery O'Connor还写道，你本来所在的世界已经消散了，你想要去的天堂又不在那里，而你所处的世界永远不会改变，除非你离开。
的确，除非我离开，可我又如何能离开，我又能去哪里？
我走进房间，母亲说：“你在干吗呢，看会儿电视吧，在我边上坐会儿，一年也就见那么几天。”
我问：“现在几点了？”
父亲答道：“才吃过饭嘛，7点多吧，怎么了？”
我说：“我赶点东西吧，可能待会儿再去找找王非。”
母亲急切地问讯：“什么时候回来啊？”
“晚上12点的时候别忘记了提醒我放烟火，”父亲自嘲说，“又一年这么过去了，年纪大了，我都快睡过去了。”
我说：“知道了，不会忘记的。”
我从父母房间出来，轻轻带上门，我进自己房间，把CD机连上音箱，制定循环播放模式播放着圣诞歌，再把房间门反锁上。
我回到客厅，关闭了音响，在沙发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