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湖的水晕- 第21部分

　　“‘去年春天我们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要准备做一些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他是一个男子汉……他必须刚强，这里不允许人道主义者的胡说。元首需要真正的男子汉。这种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朝犹太人站着的地方开了过去。大约有一百五十到两百个犹太人，包括一些小孩儿，他们正焦急地看着我们。有人在抽泣。有几个婴儿还在他们母亲的怀抱里，没有年轻男子；大部分是妇女和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他们的眼神——他们满怀恐惧，莫名的恐惧……运来了一卡车油桶，我们把油桶卸下，搬进了屋子。犹太人中强壮一些的被叫出来，要求他们把油桶搬到顶楼……随后我们就把犹太人往屋里赶。一位士官手里拿着鞭子，谁走得慢他就给谁一鞭。一时诅咒声和脚踢声乱成一片。房屋不大，只有三层。我本来以为挤不下这么多人。可是过了几分钟，街上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又拉来了满满一卡车犹太人，他们也被塞进了这栋房屋。然后门锁了，一挺机枪架在了对面……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我们退后几尺。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天啊！……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添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房屋里的惨叫声非常恐怖。浓烟涌了出来，呛得我们……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噢，天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奋力跳出窗户，可有一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　　　

　　“他捏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来。”　　　

　　“‘有白兰地壮胆儿，我们开始坐下来唱歌，我也跟着唱了。我反问我自己，今天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也许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确实让自己麻醉了，事情离我越来越遥远。可是到了夜里，白天的事又涌上了心头……’”　　　

　　“他又过来抓我的手。但是我早已把手抽开，并坐在上面他够不着了。我不想去碰一双死人的手。他寻求我的同情，可是他有权利得到同情吗？他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吗？他有没有想过，要是他那么自怜的话，他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吗？……我站起来就要走——我是他一生最后碰到的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伸出他那苍白无血色的手一把抓住了我。”　　　

　　“‘相信我，要是痛苦和折磨能换回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死去的人的生命，我愿意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每天都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德国人在战场上战死。他们在与一支武装了的敌人战斗，并且不得抽身，而我……我却留在这里，带着我的罪恶留在这里。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和我在一起。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个犹太人。这就足够了。’”　

　　“‘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我站了起来，朝他看了看，他正双手合十。在他双手之间，我似乎看到了一株向日葵。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2）

　　2

　　周六吃过午饭之后，余乔躺在床上午休，心上却仍被威森塔尔的“忧伤故事”所缠绕。西蒙·威森塔尔说：“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呢？”

　　宽恕还是不宽恕的问题一直在纠结他。下午三点就要去风雨广场参与讨论这个话题了，他要以怎样的立场发言呢？

　　他先把问题的难度减了些。他没有设想自己是威森塔尔，而是设想自己是*年代中被青年狂热分子*得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据后来的某些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某个地方的一群中学生把自己的老师“揪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用以对老师“劈头盖脸地抽上去”，“打得半死后”，然后又将老师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他设想自己是这位老师的后人，当初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带着遍体鳞伤，在“污泥中挣扎着”，又看到“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看到亲人“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假如他是这样的身份，他会不会宽恕那些如今已经在茫茫人海中过上“正常生活”的人呢？

　　如果那些狂热分子后来公开忏悔了，并用实际行动来补偿当年受害者的后人，那么要宽恕他们也不会很难。但是如果这些狂热分子不仅不忏悔，反倒矢口否认或掩盖自己当初的罪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宽恕，而要得到永远的谴责！

　　他又想起乔教授和徐怀乐写文章批判过的当代文化散文大师张文含。平心而论，单从后果来看，张文含在*年代所写的那些随大流的评判性文章，并没有造成什么不可弥补的现实后果。如果他为他当年的言论表示忏悔的话，他不仅应该得到宽恕，还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张文含对自己当初言论的实际态度却很令人失望。他认为自己也是时代的牺牲品，那些揪住他的小错误不放的人是别用有心的跟他过不去。余乔不由得想，如果那真是一个小错误的话，一个连“小错误”都不敢面对，不敢为之承担责任，不敢为之忏悔的人，又如何与他那在公众心中的文化大师的正面形象相配呢？他想，一个公众人物的正面形象不是一个从来没有错误的形象，而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并为之承担责任的形象。

　　回到威森塔尔的问题上来。卡尔犯的是更加深重的反人道罪行，但是他又在临终前真诚地忏悔了。若从一个旁观者的冷静“理性”来看，应该对一个真诚忏悔的临死之人表示宽恕！若从威森塔尔本人的角度来看，只怕沉默着离开那间房子，才是最正常，也最让人理解的选择。

　　卡尔那样罪孽深重的人有得到宽恕的可能吗？如果他害死的只是一个人，他临终前的真诚忏悔要换得这个受害者亲人的宽恕，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害死的一群人，他又凭什么去得到受害者族人的宽恕呢？

　　余乔在反复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寝室电话的铃声惊醒了他。汪昭宇去接了电话，然后走过来把话筒递给余乔，说：“找你的，是个女生！”

　　余乔不安地接过电话，听到对方说自己是乔震南的女儿，已经在他们宿舍楼下面等着见他。

　　他下楼的时候，没有看到其他人，只看到一个长相清纯的女生站在他们宿舍楼前的坝子上等人。他疑惑地望了望这个女生。对方也疑惑地望了望他，最终开口问他：“请问，你是余乔大哥吗？”

　　“我是余乔……”女生开口客气地叫他“大哥”，让他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看起来他之前对她的想象真是过于离谱。

　　“你好，余乔大哥！我是乔震南的女儿乔莹，在C市一中念高二。今天我找你是因为……”女生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里竟然闪过一丝怯意。

　　“我知道。是因为《C大青年》上的那篇文章……”他一开口就有些窘迫。要是对方是一个比他大甚至跟她同龄的人，他都好为自己力争道理。但是对方竟然还只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跟她交谈了。

　　“余乔大哥，请允许我这样叫你！”乔莹眼里掠过忧虑之色。“我是自作主张来找你的，跟我爸爸完全没有关系，希望我的出现没有让你感到困扰……”

　　“哪里……”他有些语塞。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虽然与你那篇文章有一点点关系，但也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来是想请你去医院看看我爸爸……”　　

　　“乔教授怎么了？”他惊讶地问。　

　　“他高血压……这段时间他一直心情不大好……C大的两个师兄拿着他们办的刊物到我们学校做宣传，我们班也留下几本来传看，所以我看到你写的文章。其实是其他人先看到才拿给我看的，我把它拿回家让我爸爸也看了。自从他看了之后脸色就一直很不好……他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好……”

　　乔莹的话让余乔有些紧张。他想，自己那篇文章其实早就写好了的，那天在清水湖边遇到乔教授的时候，乔教授都没有向他提起这事。看起来，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写过这篇文章。他当时就说过一些让他面红耳赤的话。他后来可能还因为他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的话生了很久的气，不料后来自己的女儿又拿回一本登载有指名道姓评判他污蔑徐怀乐抄袭的文章的《C大青年》，这一下子，可能更是火上浇油了。

　　“乔教授在哪个医院？”他问乔莹。

　　“在西南医院……”乔莹眼里泪花闪烁。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吗？”他问。

　　乔莹点头。余乔便跟她一块走出了C大，然后上车往西南医院赶去。一路上，他不知自己见到乔教授应该说些什么。上车之前，乔莹一直沉默着。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我写的那些文字可能直白了些，但是我不会无原则地收回我的立场……”

　　余乔在车上首先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