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出任何姓这个姓的人。“那你看到的时候，为什么会笑出来？”“我想是因为这种小纰漏本身就带有某种喜剧意味。”“我在想，你之所以笑，是不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对我抱有某种敌意，要承认却又很尴尬？”我告诉她我不认为如此，她也没再继续追问。我改正了支票，还给她。今天我本打算谈伊莲的事，但某样东西一直干扰我的思绪，把我的思路拉往另一个方向。片刻后，我醒悟到那是什么。
“刚刚你的手伸过我头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点瑟缩。我一定是一时以为你要揉乱我的头发。以前我继父就常这样做，那是他传达感情的唯一讯号……”讲到这里，我想起昨晚我经过库尔文先生身旁、走进他家客厅时，他也揉过我的头发；我意识到，后来我就一直隐隐约约想着童年的事。但我没继续谈下去，反而打断原先的话头，改把我跟库尔文先生的那段互动告诉薛芙医师：他把我误认为某个他先前叫来帮他找那只玻璃假眼的人，而我不喜欢跟人发生争执，所以多少将错就错地顺着他讲下去，但后来还是忍不住跟他说实话，说他搞错了，然后以“楼下那个混账东西”的身份请他把电视关小声一点。我继续讲了好一阵子，说如此坦诚的态度让我感觉自己多么宽宏大量。
“除了揉乱你的头发……”停顿一下之后，薛芙医师问：“这个人有没有其他地方让你联想到你继父？”“我猜我一定是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把我误认为他儿子。这也有点类似我对我继父向来的感觉。不确定他是否把我当成儿子，不确定我究竟是他的儿子到什么程度……”“说下去……”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意识到薛芙医师出自专业兴趣的温和压力，促使我谈论童年往事。我一直抗拒这么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我没有兴趣接受精神分析；我见她是为了自己的专业理由，也就是我打算写一本书，谈论精神分析领域中正在演变的性别关系。我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回忆录和病史，但我觉得第一手经验也有价值，能让我感受到这种诊疗室里谈话互动的特殊氛围肌理。我没向薛芙医师提过这个动机，原因不言自明。其次，尽管为了这个实验目的，我必须对薛芙医师透露若干关于我自己的事，甚至是相当私密的事，但我觉得身为美国人的她就是不可能了解我童年的背景脉络。
有些明显的事物我可以解释，但也会有无数我甚至不知道需要解释的微妙细节，因此，总而言之，她很可能会对我归纳出一连串完全错误的结论。举例来说，她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守寡的母亲为了把八岁的独子送去念寄宿学校而欠下巨额债务，这种行为既非违反自然也非缺乏母爱——以这个母亲所渴望跻身的英国社会上层阶级背景脉络而言，这么做正好相反。薛芙医师怎么可能了解（或者就算了解，又怎么可能认真看待）在那个过度拥挤的岛国，每个阶级用以捍卫自身界线的言行规范；比方说，她怎么可能了解，我母亲在我继父的昔日同学面前把餐巾说成揩嘴巾，被引见给他们时说幸会，或者把争议这个词的重音念错，这种事有多么严重失礼？而如果她不能了解这些事，又怎么能了解我们家里种种固有的紧绷张力和断层线，那种由于这个家庭的组成方式而造成的特异驳杂氛围：一个深具文化素养、喜好享乐的公司董事，拥有贵族出身的妻子、三个小孩、一座祖传宅邸，却愈来愈沉迷于新来的秘书的魅力，于是，内疚地把他那犹如陈年佳酿的人生从高贵窖藏、带有历史光辉的瓶子里倒出来，倒进我母亲和我仿佛来路不明的廉价水晶玻璃杯的人生？谈这个话题大概只是浪费时间。
独角人 第4章（2）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听见薛芙医师说。“我觉得我……没有清楚表达出我对自己以直接诚实的态度对待楼上老头这件事的感觉有多好。后来我以那种男人对男人的简单方式与他对话，让我几乎感觉自己……很美国。”“感觉自己很美国，这一点对你有什么意义？”“解放。”我解释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这里的一切，从建筑到讲话方式，都单纯直接地表达解放的感觉。这时，对讲机响起，这一次的谈话结束了。我从长沙发上起身，穿过下一个患者正在等候的小等待室，正要离开，却听见身后传来薛芙医师的声音。“劳伦斯，麻烦你回来一下好吗？”我走回她的诊疗室，她关上门。“你好像留了样东西给我。”她说着指向长沙发。猩红的灯芯绒椅面上是库尔文先生的玻璃假眼。我已经忘了自己的这个小小恶行。昨晚我从库尔文先生家的厨房地上捡起这只假眼之后，一定就一直放在口袋里。我还来不及意识到（没有平常的警讯），脸已经红得像薛芙医师的沙发。她疑惑地看着我。“我可以解释……”我急不可遏地说，看见她那本小笔记本放在座椅旁的架子上。
“也许下次吧？”她用指尖捡起沙发上的玻璃球，递还给我。户外晴朗冷冽，通往公园的小径旁积了新雪，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先前气温一定暖得足以融化最上层的雪花，因为现在积雪表面有一层金属般的平滑结冻。我发现自己信步走进其中一处小入口。抬起头，树枝间的天空是绝美潋滟的深蓝，我仰望好几秒，觉得心旷神怡。视线回到地上，我看见了先前误认为薛芙医师的那个女子，她正从公园走出来，那条小径与我走的这条恰好交叉。
我看得非常仔细，以便确认是她。略短的黑发，橄榄色的肌肤，那种独特的写意优雅模样……绝对是她没错。她身穿绿色长大衣，领口与袖口滚着羔羊皮，一双及踝短靴，边缘镶滚黑色的毛皮或羊毛料。她来到两条小径交叉处，比我先走过，我突然想赶上去拦住她。我加快脚步。她一定是眼角瞄到了我，转过身来暂停脚步，直视着我。她的黑发下有一对金耳环。Aretes！我几乎脱口说出这个词，因为想起楚米齐克在移民归化局大楼排队照相时认识的那个女人。她正是住在这附近，不是吗？达科塔大楼以北一个街区……我露出大大的微笑，继续走向她。这时她嘴唇陡然一抿，走开了——不是跑，但无疑加快了脚步远离我。我立刻停步，醒悟到她把我误认为什么样的人。我只是想问她是否恰好是伯戈米·楚米齐克的朋友，如果是的话，我想跟她谈谈他，但显然她不可能知道我的动机只是如此单纯。尽管如此，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带着微笑，四周又有其他人的情况下，也让人如此退避三舍，还是觉得很气馁。我走到湖边，气自己气得不得了。就这样把库尔文先生的假眼留在薛芙医师的沙发上，使我像个骗子兼笨蛋。还说什么“感觉很美国”！
然后接下来这个小事件又使我像个在公园里游荡的老色鬼。我一时相当孩子气地闹起别扭，从口袋里取出库尔文先生的假眼，使劲抛进半结冻的湖里。它没有落水，而是掉在一块浮冰上，朝上瞪着天空。当时我不知道的是，身后的小路上有人看到了我这个举动。是那个戴金耳环的女人。
独角人 第5章（1）
星期一，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该怎么处理伊莲的事了。我上楼前往开会地点243室，早到了几分钟，希望能与她独处片刻。她确实在那里，但不是独自一人，旁边还有来自巴勒斯坦的数学教授希娜·萨依德。伊莲看见我，一言不发转过头去。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会碰上这个情况，事实上还特地穿了同一件黑纽扣蓝衬衫作为讯号，以防稍后才有机会交谈。她看起来似乎这几晚都没睡，眼眶发红，脸庞浮肿走形。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继续不理我。片刻后，罗杰和委员会的第五名成员一起进门。243室是间简朴寒酸的座谈室，只有一面黑板、几盏满是烧焦的飞蛾尸体的球形灯、一张橡木纹长桌。我们五人在桌子一侧坐成一排。依照惯例，我负责做会议记录，坐在中央的罗杰向我们解释布鲁诺·杰克逊被提出申诉的内容为何。
一个名叫健司·马科塔的大三学生抱怨布鲁诺给他的作业分数太低，还告诉导师，要是他“长得可爱，有乳房”的话，分数可能就会比较高。导师要他解释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说服他写下他对布鲁诺评分方式的看法。“重点是，”罗杰继续说，“如果有学生认为自己因为教师跟另一个学生交往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我们就必须开始调查骚扰行为，尽管那另一个学生没提出申诉。现在的情况——如果我说错了，请伊莲指正——我想还不到必须终止合约的程度；如果那另一个学生真的提出申诉，就必须走到这一步。但我们至少应该把他找到这里来，让他知道警惕。我猜，光是他的学术记录可能永远染上污点，应该就足以阻止他继续这种行为。这样一来，即使他否认跟学生有任何牵扯——由于我们采取‘假定有罪’的政策，他八成会否认——我们也已经做了保护学生的工作，而不必正式全面调查，搞得天翻地覆。各位同意吗？”我们都点头，尽管我边点头边清清喉咙，明白自己对于那件占据脑海好几天的事，已经作了决定。“罗杰，”我说，“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假定有罪的政策？”
“很简单。如果教师被发现跟学生交往，而又有人提出申诉，那么我们便假定教师——不管是男是女——有性骚扰之实。责任完全落在教师这一方，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骚扰学生。”“所谓‘被发现’，指的是……”他的蓝眼朝我的脸注视片刻。我感觉同事的注意力都转向我，警觉而好奇。“可以是受害者提出控诉，加上一名或多名证人的证词，经本委员会认为可信，或者……”“如果骚扰行动被一个可信的证人看见呢？”“你是说骚扰者被逮个正着？那当然算数！”“我有点难以启齿。”我说。这时连伊莲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