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域- 第35部分

　　早上七点，他将要和希姑见面。而在这之前，他必须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是否为希姑的公司提供一笔巨额资金。

　　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此时正躺在宽大舒适的席梦思床上凝目沉思。床头柜上的豪华台灯漫射出朦胧的灯光，映照出他多皱的侧影。他的妻子躺在他的身旁，和他一样身穿做工精细的丝睡衣。然而，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都有一张多皱的饱尝贫困的脸，都有一双粗黑的吃苦耐劳的手。他们的身体还没有被舒适讲究的生活改造得更细腻，他们看上去也还没有完全脱去穷人的气味。但，他们却是这个城市里少有的几个巨富之一。

　　罗汉山夜里失眠时，便常常想起他过去吃苦受累的岁月。这使他万分珍惜自己的今天。这也是他今晚失眠的原因之一。

　　这个城市是南方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六十年代的政治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终于十分艰难地步入了经济革命的时代。中国的领导层们这才深切而痛苦地认识到，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多么英明而精辟。

　　这个城市因而得风气之先，成为第一批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的最初的成果之一，就是使这个城市里出现了一大批爆发户。他们从一个经济贫困的社会里闯出来，押上他们的身家性命，也押上他们致富的希望，又一头扎进这个经济贫困的社会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商业。从小本买卖开始，摆地摊，开小商店，创办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欲望里既求生也求富，精明里掺着奸诈更掺着血汗，而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是最模糊也是最优越的条件。你只要扯起件破衣服做帆，就吹给你满帆的顺风，转眼间就叫你的破皮夹子里塞满了钱，结果给人们的感觉是，发家比发面还容易。

　　人们把这些人称作万元户，或者十万元户。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比比皆是，不可尽数。在这批人之上的，是一小批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财产的富人。他们是这个城市里的精华。而在他们之上的有数百万财产的人就屈指可数了，极少，但他们都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常常都已经有了几个乃至几十个企业。而在这些人中，罗汉山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只有一个企业，但他的财产是二千七百万左右。

　　这个数字当然是保密的，只有极少的三四个人知道。他的妻子算一个。另外，希姑也算一个。

　　在他的营业执照的资金栏目下，他登记的是七百万。工商局没有对这个数字作任何计较，他们认为他有四百万资金就算了不起了。反正资金雄厚意味着高税收，他们才不管申请者有没有七百万呢。

　　罗汉山唯一的企业，就是“金利银庄”。这是本市独一无二的私人银行，它的声誉极其坚挺。

　　然而，仅仅在七年之前，罗汉山却是凭借着不足七千元发展起来的。

　　罗汉山在七年之前还是个勤勤恳恳的工人师傅。他的妻子也是个勤勤恳恳的工人师傅。他们在同一间矿山机械厂里工作，他是钳工，他妻子是车工。

　　他们的工资很低，却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要抚养。这样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只能吃最便宜的过了季的大路菜，而吃肉则必须是个重要的日子。夫妻两人极少添置衣服，他们只穿工作服，还必须非常的仔细，尽可能省下一套或者两套给儿子们过年穿。万幸的是，那几年正流行工作服。

　　他们住着两间简陋的小平房。孩子们住的房间里必须用布帘隔开，因为女儿也象突然开放的月季花似的长成大姑娘了。两个儿子睡的是上下铺，类似于大学生宿舍里的那种床。偶尔的，他们也因此这样取笑自己。

　　当时，罗汉山和他的妻子最大的希望就是，仔细地从牙缝里省下一笔钱，把两个儿子的婚事办得体面一些。至于女儿嘛，他们就只有叹一口气，把希望都寄托在未知的女婿身上了。他们焦虑的是，那时他们只有两千元多一点的积蓄，这是他们从参加工作起一直俭省到儿子长大才积蓄起来的。想用这么一点钱体体面面地办完两个儿子的婚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口子为此十分忧虑。

　　有一天，罗汉山正在上班，满手油泥地拆卸着一颗生了锈的螺丝。一个要好的同事走过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会”。这个同事说他要约二十个车间里的同事，每人每月出三百元钱的“会费”。这样，在一年半之内，每人就能得到六千元的“会”钱。“老罗，”他的同事说，“少了没意思。六千块钱就能正儿八经地办点事了，象什么盖房子啦，给儿子娶亲啦，都行。”

　　罗汉山有些心动了。假如他有了六千元钱，那么两个儿子的婚事就能办得挺象样的了。但问题是，他每月能否拿得出来三百元钱。为了这件事，全家人在饭桌旁讨论了一晚上。在仔细权衡了他们的全部储蓄和收入之后，一致同意参加这个“会”。

　　开“会”的经过异常严谨而郑重。参“会”的二十个人都聚集在车间办公室的门口，在早春清凉的微风里等待着。在办公室里，年轻的女统计员正在为他们做阄。那是二十张编了号码的小纸条。女统计员仔细地把小纸条叠成一样大小的小方块，并把它们在桌上排成一个圆圈，上面用报纸盖住。她打开门，请大家走进办公室，在办公桌旁围成一圈，这才揭开桌上的报纸说：“请拈阄吧。”大家互相笑了笑，随意地拿起面前的“阄”。

　　使罗汉山意外的是，他拈到了第一号。几分钟之后，在他面前出现了二十叠共计六千元的钞票。他对此毫无准备，这甚至也不是他所希望的。他至少目前还没准备为他的两个儿子办喜事。

　　这天晚上，令人惶恐不安的喜悦笼罩在全家人的头上。沉甸甸的钞票就象火焰似的轮流在每个人的手上燃烧着，并在每个人的眼里映出兴奋的光芒。钞票的份量也更象铁锤一样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沉重的印象。

　　他们在商量，应该拿这笔钱怎么办。

　　也就在这时，他们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也是他们今天这个“会”的会员之一，他的号码是第十二号。他叫冯振德。

　　冯振德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借用这笔钱。他的条件很优厚，他只借五千元，但愿意留下一张六千元的借据，和他第十二号的号码。换句话说，他要借六千元，为期一年，并先付一千元的利息。罗汉山首先想到的是，一年后，恰是他想为儿子办喜事的时间。

　　罗汉山谨慎地请冯振德在门外等半个小时，他说他和家里人要商量一下。其实他们只商量了五分钟就决定接受这个条件。这样，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七千元了。这样的增殖速度，大大超过了银行利息。两个儿子表示，愿意把这多出来的一千元留给妹妹做嫁妆。

　　冯振德当天就带走了那五千元。

　　生活就是这样给他们以瞬间的照耀。罗汉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借助这瞬间的照耀看到了一线希望。

　　在那个时代里，正是经济开放的最初时刻，所有被贫穷逼急了的人们都在想尽一切办法筹款创办自己的生意。而现款又是那么短缺，许多人甚至不惜付出很高的利息去筹款。而筹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集“会”。

　　几天后，罗汉山集了另一个“会”。他为这个“会”定下了新的规定：不拈阄。想先得款的人必须付较高的利息。得款越早，利息越高。这些利息按比例付给最后得款的人，越往后得利息越多。在这个“会”里，罗汉山把自己安排在最后一名。

　　他在家庭会议上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一个星期后，他妻子一下子拉起来两个“会”，一个是厂里的女工们的，另一个则是邻居们的。她也把自己安排在最后。随后，他的儿子和女儿们也开始组织自己的“会”。

　　罗汉山的二儿子有着极高的数学天赋，他精心地计算每一个“会”的进项，极其精确和巧妙地把这个“会”的利息投入到那一个“会”中。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家人共组织了数十个“会”。六个月之后，钱就开始象潮水似的涌了回来。一年后，他们已经有了数万元的资本。

　　这一年的夏天，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来找罗汉山，提出来借款一万五千元，期限是一个月，他愿意付高一倍的利息。罗汉山再次受到了启发。他意识到他应该由集资转向为贷款了。

　　他毫不犹豫地倾出了他的全部存款，并且特地组织了几个新“会”，在这几个“会”里，他都把自己安排在第一名。他当然要为此付利息，但那个小厂所付的利息是这个的一倍。

　　在这个时期里，他的两个儿子似乎都忘了结婚这回事。

　　到第二年年底，他们的资本超过了三十万。他们可以大笔地往外借贷，也可以大笔地赚回利息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步伐已经停不下来了。钱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象从山顶上滚下来的雪球一样，一旦滚动起来就不可阻挡，而且越滚越大。到了一九八三年，他不得不雇了三名会计师和几名接待员，以接待数不清的求贷者和投资者。

　　也是在这个期间，被工商局和税务局找了几回麻烦之后，他明白他必须组建一个正式的机构了，于是他递交了开业申请。几个月后，一个特殊的人帮他办好了营业执照。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金利银庄”正式开业。

　　这个特殊的人就是林希湘。

　　罗汉山和林希湘打交道可以说是必然的。林希湘的公司要做各种各样的生意，时常需要大笔的资金，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就来源于罗汉山。而罗汉山在自己的借贷业务中，也时常遇到一些倒账或者赖账的事，这些账最后都是林希湘的手下人替他收回来的。另外，官方也时常来找他的麻烦。而这些麻烦，也只有林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