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04年6月
几幅互不搭调的油画挂在墙上,瞪视着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它们的作者分别是下面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维米尔①、戈雅②、提香③、蒙克④、伦勃朗⑤。这些画作的普通复制品只值几块钱,没有装框,尺寸繁多。其中一些被歪歪扭扭地挂在敲进墙里的钉子上。而真正的原作则被饰以镀金的画框,陈列在全世界最堂皇的博物馆里,参观者们会怀着朝圣般的心态来仰望它们。每幅画的价格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
从某种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上述画作都被偷盗过,其中一部分被追缴回来了——主办此次小型展览的那位高个儿男人就是追缴失窃名画的功臣之一——其余的画作依然下落不明。这位藏品奇特的馆长不喜欢统计学上的那些玩意儿,但又不得不正视一个悲哀事实:失窃的画作当中,有九成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在艺术犯罪领域中,有一位侦探的职业履历非常突出。他叫查理?希尔,本书的主旨就是要以希尔为向导,去探索艺术中的地下世界。那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奇特疆域,有时充斥着危险,有时又显得很滑稽,有时则是危险与滑稽兼而有之。
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了解这个奇特的疆域,我们将会讲述很多关于失窃名画的故事,而在这当中,关于蒙克的传世名作《呐喊》的失窃经历将会成为故事的主线,贯穿始终。十年前,希尔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是通过廉价的复制品以及卡通片熟悉这幅油画的,他与它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1994年2月14日的早上,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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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破窗而入(1)
挪威,奥斯陆
1994年2月12日,早上6点29分
趁着挪威冬日黎明前的黑暗,两名男子开着一辆偷来的轿车,停在了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乯——挪威最卓越的艺术博物馆之一——门前。他们没有熄火,冒雪下了车,在美术馆外墙下的灌木丛中,他们搬出了前一晚预先藏好的梯子,悄无声息地把它靠在了墙上。
美术馆的里面,一名警卫待在温暖的地下监控室里;他的巡视任务已经结束,现在需要填写值班日志了;这差事很无聊,好在他已经完成了对美术馆内部和外部的巡查,当晚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他接手这份工作只不过七个星期。
这名警卫很吃力地应付着眼前的一摞备忘录,就像一名应付家庭作业的学生。在他桌子的前面,是十八部闭路电视监视器。其中一个屏幕突然有了些动静——监视器的黑白画面比较昏暗,因为太阳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升起,但画面所反映的情形还是足够清楚的。一名紧裹着大衣的男子站在一架梯子的顶上,戴着手套的双手稳稳地把着梯子,他的同伴也开始顺着梯子向上爬了。警卫还在努力地与他的值班日志搏斗着,完全忽略了面前的监视器。
梯子的顶端靠在博物馆二层一扇高大的窗子下面,在那扇窗子后面的房间里,挪威最伟大的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作品正在做集中展示。墙上挂着蒙克的五十六幅绘画作品,其中的五十五幅作品鲜为人知,大概只有研读美术史的学生会对之有所了解,但剩下的一幅却闻名于世,是像《蒙娜丽莎》(Mona Lisa)或者梵高① 的《星夜》(Starry Night)那样受到举世敬仰的永恒之作,无数的海报上,无数人的卧室里,无数办公室的墙上,都能找到它的踪影,它的形象会出现在卡通片里、T恤衫上以及明信片上。它就是《呐喊》(The Scream)。
扶梯上的男人站在了最后两级梯子上,却又失去了平衡摔到了地上。他笨手笨脚地爬了起来,重新蹬上了梯子。对于外面发生的这一切,稳坐在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没有丝毫察觉。这一次,闯入者爬到了梯子顶端,用锤子敲碎了窗户玻璃,并把几块碍事的碎玻璃敲掉,随后翻进了博物馆。警报响起。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开始咒骂这该死的警报器为什么老是失灵。他走过电视墙,径直奔向了控制台,他关闭了警铃,丝毫没有注意到墙上的某个监视器里,正显现着窃贼的身影。
窃贼转向《呐喊》,后者就悬挂在距离窗子仅有一码远的墙上。他剪掉了悬挂画框的金属线。《呐喊》的幅面相当大,估摸得有两英尺宽、三英尺高,再加上华丽的框架以及前后都嵌上了起保护作用的玻璃,它的整体分量相当重,很难被送出窗户,并沿着一架光滑的金属梯子搬运到地面上。窃贼尽力把身体探出窗外,把画框贴在了梯子上。“接着点儿。”他轻声提醒自己的同伴,随后就像一位把自己幼小的孩子放到雪橇上并把雪橇送下陡峭的坡道的父亲一样,放手让画框滑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同伴攒足了力气,接住了滑落下来的画框。接着这两名男子跑到了车里,把他们价值连城的猎物藏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他们在博物馆里待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十秒。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这对窃贼拥有了一幅价值高达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名画。 txt小说上传分享
1 破窗而入(2)
事情的全过程容易得难以想象。“有组织的犯罪,挪威人的风格。”一位苏格兰场的探员事后惊叹道,“只不过是两个男人,外加一架梯子!”
*
早上6点37分,一阵冷风吹进了黑暗的博物馆,那扇被打破的玻璃窗的窗帘舞动起来。一部动态监控器触发了第二遍警铃。这一次那位年轻的警卫,二十四岁的吉尔?本特森才意识到肯定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他颤巍巍地估量着眼前的形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自己探查出发生了什么情况?赶紧报警?此时本特森还是没有注意到那台最关键的监视器,它显示出有一部梯子孤零零地倚靠在博物馆正面的外墙上。他没意识到,警报声是从十号展厅传出来的,那里陈列着《呐喊》。
本特森给他的上级主管打去了电话,后者正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本特森磕磕巴巴地汇报了情况。在他汇报的过程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此时是早上6点46分。本特森的主管已经完全被吓醒了,他咆哮着要本特森火速报警,并检查监控系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辆在奥斯陆空旷的街道上做例行巡逻的警车刚好开到了国家美术馆附近。只是匆匆一眼,警察就看到了构成这次罪案的关键要素: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梯子,一扇破碎的窗户。
警车来了个紧急刹车,一名警察用车载电台通报发生了罪案,另外两名警察则向博物馆跑去。首先到达的警察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眼看就要爬到梯子顶端的时候,他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就像不久之前的那位笨贼一样。
这下又得用到车载电台了,警察需要另一部巡逻车前来增援,并帮忙把摔伤的同伴送往医院。随后他们冲进了博物馆,这次他们是沿着楼梯冲到了楼上。
警察们径直冲向了那架梯子可能通向的房间,一股刺骨的冷风正从破碎的窗子吹进来。黑漆漆的房间里,沿墙挂满了绘画,但就在面向大学街的那扇高大的窗户边上,却留出了一块醒目的空白。在随风飞舞的窗帘边上,踏着满地的玻璃渣子,警察开始勘查现场。一把钳子躺在地板上。有人留下了一张明信片。
*
罪案发生的这一天是个礼拜六,但它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礼拜六。2月12日是199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天,这届赛事是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市举行的。对于绝大多数挪威人,对于那些政客、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关注。
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华美壮丽、气氛欢快,电视观众预计将达到二点四亿。说到“挪威”这个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产生比较切实的联想。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白雪、峡湾、松树,也许还有驯鹿,可能还有金发碧眼的女人。但这些联想似乎同样适用于“瑞典”。如果要说出一个挪威名人的名字,估计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是一片空白。
在挪威各级政府官员的心目中,这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次扫除外界的无知的大好机会。当全世界的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将会看到举国欢庆的场面。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最完美的挪威。
电视观众确实看到了一次庆典,但却被震惊和骇人听闻的行径毁了兴致。“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挪威文化部长评价说,“真是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
1 破窗而入(3)
窃贼们的心态绝不会像文化部长一般忧郁。在拿到《呐喊》之后,他们故意留下一张明信片,成心要让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图案取自挪威艺术家马利特?瓦勒(Marit Walle)的一幅绘画,后者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转化为充满喜庆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绘制的《荷尔蒙过剩》(Raging Hormones),描绘的是两位灰色头发的主妇,她们在海滩上端着望远镜,眼巴巴地端详着周围的年轻后生们。看来窃贼们在寻找合适的明信片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看上的这张明信片,其图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 Good Story),画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着的男子,脸憋得通红,用拳头捶着桌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在明信片的背面,窃贼们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迹:“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可怜”都不足以形容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保安系统。“所有的窗子都销上了,”馆长克努特?伯格对记者说,“我们没想到窃贼居然会从破碎的玻璃窗里爬进来。窗框上还残留着很多玻璃渣子。换了是我,绝对不敢从那中间钻过去。”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呐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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