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呐喊》本来是陈列在美术馆的三楼的，却被调整到了二楼。这当然对参观者来说方便多了，因为更加靠近街道，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窃贼们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克努特？伯格出任馆长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与那些控制着美术馆财政预算的政客们周旋。现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安排了一出让世人愉悦万分、不可错过的展览盛宴。看着自己的属下们把展厅布置好，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前景，伯格的心里乐开了花。
与伯格相比，国家美术馆保安部的主管就要警觉得多。“从1994年1月到5月，”他在给所有警卫的备忘录中写道，“爱德华？蒙克的画展将在二楼的九号、十号、十二号展厅进行。摄像头……都必须彻夜工作。夜间值班的保安员必须不断变换巡视路线，并且要对美术馆的外墙保持特别关注。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展览，又是在二楼，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
把《呐喊》搬到二楼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而把它安置在紧邻窗户的位置更是加重了这一失误。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古老博物馆没有在窗户上安装护栏，窗框上的玻璃也都是些普通的玻璃，不是强化玻璃。《呐喊》没有被固定在墙上，而是用普通的金属线挂着，就像一幅悬挂在普通房间里的普通画作，此外，它也没有与警报系统连通起来。
窃贼的准备工作相当精细。他们偷偷摸摸进行了一些勘查。比方说，他们发现夜间值班的保安大概在凌晨六点左右收工，然后就回到办公桌边。窃贼的踏勘工作大都是轻轻松松地公开进行的，他们混进了欣赏“挪威文化节”的人流里。他们发现，美术馆里的监控设备已经过时，有些很关键的场所是无法照顾到的，而在十号展厅，压根儿就没有设置监控探头。
像很多出色的方案设计者那样，窃贼们让事情尽量简单化。他们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呐喊》上，完全抵挡住了顺手偷走其他展品的诱惑。他们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想着割断电话线、解除警铃以及实施其他类似的方便行窃的手段。速度是关键，只要他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潜入并且逃走，即便最好的报警系统也只能演奏演奏背景音乐。
窃案发生的前几天，国家美术馆附近一处工地上的工人留下了一架梯子，而在窃案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窃贼们趁着夜色偷走了它。（施工现场刚好是挪威头号大报——《世界新闻》的办公大楼，试想一下，一家理当在罪案发生后刊载消息、谴责恶行的大报，反倒在罪案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辛辣的讽刺。）
在罪案发生的前一天，窃贼们偷了两辆车，一辆马自达，一辆奥迪。两辆车的车况都很好，内部空间宽大，适合装载笨重货物，行驶速度也很快。马自达是窃贼们逃离美术馆时使用的车辆。开出了几个街区之后，到了他们停放奥迪车的地方，窃贼把《呐喊》一并转移到奥迪车里，这是为了防备万一有目击者看见他们驾驶马自达从美术馆逃离。随后窃贼们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短短几小时之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有电视机的人都知道了这桩窃案。在挪威，精神亢奋的记者们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喋喋不休，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则心情沉重地拿出从礼品店里买来的这幅失窃名画的大幅海报。一天之前，《呐喊》还沐浴在无上的荣光里，而现在，它的位置却被一幅镶嵌在粗糙画框里的廉价仿冒品所取代，在这张海报的下面，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手写体标签：失窃！
2 巧取（1）
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了两个愚不可及的错误。首先，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细节上。他们被伟大的艺术、无上的荣光等等高尚的想法冲昏了头脑，很少注意到安全这样的世俗问题。第二个错误在于缺乏想象力。国家美术馆的高层都存在着这样的共识：没有人会胆大包天，去偷走一幅每个买家立刻就会知道是赃物的画作。
并不是艺术世界的所有人都否认窃贼的存在。即便规模最小的博物馆，也会花钱雇用保安。但是这个话题听上去是如此不体面，因为把“艺术”“犯罪”这两个词强拉在一起，那感觉就如同让高尚与污秽结合，以致艺术界倾向于移开视线，希望离这个下流的话题远远儿的。
窃贼们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艺术犯罪是一个巨大而又兴旺繁荣的产业。犯罪统计数据总是含含混混的，但据国际警察组织的推算，每年艺术品地下世界过手的钱总额大致在四十亿到六十亿美元之间。在非法国际贸易的花名册上，艺术犯罪排名第三，仅次于毒品走私以及非法武器贩运。仅在意大利一地——一个小小的村庄自夸拥有一座存放着一件十五世纪祭坛装饰品的教堂，在那里是很常见的事情——警方估计犯罪分子每年偷走的艺术品，其价值都足够与一座博物馆匹敌。
在失窃的艺术品当中，绝大多数还不错，但算不上杰作（因为这样更有利于销赃），然而真正的稀世瑰宝也会被偷，并且消失的速度惊人。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身后只留下了三十六幅作品，而在这极其有限的作品当中，近几年来已经有三幅被人窃走，它们分别是《演奏会》（The Concert）、《吉他演奏者》（The Guitar player）和《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①
《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是从爱尔兰的一幢乡间别墅被窃贼盗取的，一周之后人们在两百英里以外的农家院子里找到了它，并送还给了原来的主人；十余年后，窃贼再次从这位名作拥有者的家中盗走了它。更有戏剧色彩的事情发生在伦敦，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先后四次被窃。
2003年春夏之交的短短几个月里，窃贼偷走了两幅十六世纪的杰作，每幅作品的价值都不低于五千万美元。5月份，窃贼爬上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外面的脚手架，离开的时候带着本韦努托？切利尼② 用黄金、黑檀木精心制作的一个盐瓶——“这是雕塑中的蒙娜丽莎啊！”该博物馆心疼得要发狂的馆长如此评价①。2003年8月在苏格兰，两位衣着得体、谈吐有致的窃贼购买了六英镑的门票，加入德拉姆兰里格城堡之旅，在那里常年举办一项闻名遐迩的艺术展。几分钟之后，他们把刀子架在导游的喉咙上，从墙上扯下莱昂纳多？达？芬奇② 的名作《纱槌圣母》（Madonna of the Yarnwinder），然后扬长而去。一对儿来自新西兰的观光客恰好也在此地游览，他们还带了摄像机。他们听到警铃大作，随后差点儿跟翻墙而出的一名男子撞个满怀。“别担心，亲爱的，”一个窃贼说，“我们是警察。这只是个演习。”
“等到第二名男子翻墙而出时，”这小两口事后对警察表示，“我们就觉得肯定是出事儿了。”接下来又有第三名男子从墙头跳了出来，“腋下还夹着什么东西”。这些窃贼就从目瞪口呆的新西兰游客的身边跑过（后者拍下了此次遭遇的全过程），钻进了停在客用停车场上的一辆大众高尔夫，绝尘而去。
2 巧取（2）
被窃取的这幅圣母像，是达？芬奇遗留下来的十来幅油画中的一件，其价值几乎难以估量。专家们为这幅名画开出的参考价格最低五千万美元，最高两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这个数字比迄今为止单幅油画的历史最高拍卖价高出了整整一亿美元。③
失窃的杰作可以组建一座博物馆，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这个失窃珍品博物馆可以填满无数画廊，其藏品包括五百五十一幅毕加索①，四十三幅梵高，一百七十四幅伦勃朗以及两百零九幅雷诺阿②。维米尔也包括在内，还有卡拉瓦乔③、 凡？艾克④、塞尚⑤、提香、格列柯⑥。
对艺术品的偷袭全方位展开。在巴拉圭，2002年7月，窃贼们在地面以下十八米开掘了一条隧道，地上就是巴拉圭国家美术馆。他们盗走了五幅古老的杰作，总价值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在牛津，1999年12月，一个飞贼打破了艾什莫林博物馆⑦的天窗，顺着绳索下到了博物馆里，盗走了一幅塞尚的画作，其价值为四百八十万美元。在罗马，1998年5月，窃贼选择了“留守战术”，这也是最简单、最常见的偷盗策略。三名窃贼在接近傍晚的时候进入了国家现代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并藏身于一个展厅的窗帘后面直到闭馆，等到所有参观者都回家了，窃贼们才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他们挥舞着手枪，挟持了三名警卫，迫使后者切断了警报系统，然后把他们捆了起来。十五分钟之后，窃贼们从前门离开。他们带走了两幅梵高的作品，一幅塞尚的作品，总价值约为三千四百万美元，此外他们还揣走了约合八百六十美元的现金，那是当天的门票收入。
如果一幅失窃画作重现江湖，它往往会是从很不符合其价值与地位的粗鄙环境中被人无意间发现的，就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当中，被施了魔法的美丽公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樵夫的小屋当中。比方说，1989年纽约皇后区一幢公寓的管理员在地下室的洗衣机后面，发现了一幅失窃的莫奈① 静物画，名为《一束牡丹》（Bouquet of Peonies），估价约为五百万美元。
但是大多数失窃的名作都将永远消失：能够重见天日的失窃名画只占失窃总数的百分之十。唯一的好消息在于，失窃的画作越有名，有朝一日它被重新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对那些最伟大的杰作来说——这些画作最难出手，因为窃贼们根本找不着合法的买家——总算有了一线生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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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窃贼们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所描写的那么潇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