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侦探- 第62部分

第二部荒野侦探（58）
所以，当我去找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把两首我像珍稀宝贝般藏着的诗交给他过目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各种诘难。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萨尔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识到我推荐的人来自他们所谓的错误阵营。所幸（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没有把思肯与本能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
　　我为思肯的散文诗苦苦争取机会。我提出，从收入的已发表作品诗人的数量而言，这本选集说不上有选择性，对他来说是否收进我朋友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位选家不肯就范。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轻诗人，绝大多数人仅以一首诗来代表，可就是不选思肯。
　　我们讨论过程中，他问了我被推荐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这时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难当。
　　我再次见到思肯时，在某个没有底气的时刻，我说想把他的一首诗收进萨尔科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选集的努力失败了。他那样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种类似感动的东西。他问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收进萨尔科的选集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没有吧。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呢？他们也没有，我说。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呢？没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呢？我摇摇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乌里塞斯？利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说，没有。如果我也没有收进去那更好，他说。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住进医院，为了做一个脑动脉瘤手术，需要在头盖骨上钻个孔。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做了一遍，显然把什么东西落在大脑里了。医生们对第二次手术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他们不做这个手术，他就会死掉，如果做了，他还是会死掉，但成功的几率会稍好些。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终陪着他的人。主要是我和他母亲，但他母亲已经无关紧要，每天上医院已经把她变成个隐形女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来，她都那么安静，即便她真的走进房间，坐在床边，好像从来不曾跨过门槛，或者从来没有完成过对门槛的跨越，那个被固定在过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轮廓。
　　我姐姐玛丽亚也来过几次。还有胡安尼托？达费拉，又名约翰尼，埃内斯托最后的爱人。其他来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妈，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跟我朋友的联系只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纽带。
　　没有任何作家或者诗人以及前恋人来过。
　　第二次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在等候室里睡着了，梦见劳拉？达米安。劳拉来看埃内斯托，后来我们俩又去桉树林散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桉树林，可是我梦中的这片森林却可怕极了。叶子银光闪闪，擦到我的胳膊时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大地很柔软，像松林中铺着针叶的地面，尽管我梦中出现的是一片桉树林。所有的树干毫无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闻。
　　我在等候室里醒来时周围空无一人，我开始哭起来。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怎么就这样孤独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呢？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某人来通知我他在一场可怕的手术中已经死去或者幸存下来呢？哭完后我想自己又睡着了。醒来时埃内斯托的母亲在我旁边喃喃地说着我不明白的什么话。过了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在祈祷。后来一个护士进来说一切进展顺利。她说手术很成功。

第二部荒野侦探（59）
几天后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我从未去过他家，我们都是在我家里或者其他朋友家里见面。但从那时起我开始上他家里去看他。
　　最初几天他甚至都不说话。他望着周围，只是眨眼睛，却不说话。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听。但医生建议我们跟他讲讲话，对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第一天，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会喜欢的书，大声朗读给他听。这本书是瓦雷里的《海边墓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出了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他就盯着天花板、墙壁或者我的脸，他真正的神儿并不在这上头。我给他读萨尔瓦多？诺沃的诗集时，他的反应也是这样。他母亲走进房间抚摸着我的肩膀。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说。
　　不过，他慢慢地开始能辨认声音和人形了。—天他认出了我。安格丽卡，他说，然后微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凄惨、古怪的笑容。我哭了。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在哭，还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微笑。他像一具尸体。头发还遮掩不住手术后的伤口，头发长出来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
　　不久他又能说话了。他的声音调门很高却很尖细，像笛子的声音。这声音逐渐硬朗了一些，但还是很尖细。无论如何，这不是埃内斯托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很熟悉。这声音就像一个弱智少年的声音，一个垂死的无知少年的声音。他的词汇很有限。对他来说，想出什么词语来表达什么东西已经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亲让我进了屋，带我到她房间，氛围如此激动，我起先还以为朋友的情况恶化了。事实上这是母性开心的激动。他好了，她告诉我。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想她是说埃内斯托的声音或者说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他是怎么好的？我说，试图让她放开我的胳膊。她解释了半天，但最后却直截了当说了。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恋了，姑娘，她说。埃内斯托不是什么了？我问。这时他父亲走进来，问我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说儿子的同性恋终于治愈了。他不是用这几个词说的，我不想回答，同时什么也不想问，这样我就可以尽快走出那间可怕的屋子。但是，在我走进埃内斯托的房间之前，还听到他母亲说：每朵云都有一道银色的边带。
　　当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恋，虽然有时候他弄不太清这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性已经显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这东西让人舒服，令人激动，但已经很生疏了。一天，胡安尼托？达费拉打电话给我说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让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个别，因为他不忍心。从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情人了。他的声音有些改变，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说话，只会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时候，除了母亲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亲和无数前来礼节性探访的邻居们——都会躲掉，这是一种最终的解脱，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彻底驱除那种可怕的彬彬有礼。
　　过了几个月，我探访他的节奏拉得稍微长些了。刚出院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他，等他开始能说话和在客厅里走动时就去得少了。但我还是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疯狂地聊过几次。有时就我一个劲儿地说着，讲着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这也是忘却我们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种办法），比如聚会、我睡过的男人，有时全由他来讲，给我读些他当天从报上剪下的报道（这是他最近培养的一项爱好，也许是治疗专家建议的，谁知道呢），告诉我他吃了什么，谁又来探访了，母亲讲了什么，这个他一般留在谈话的最后说。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选了一首他的诗收进刚出版的选集了，哪首诗？他用小鸟般的声音问，那声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脏。那本书就在我手边。我告诉他。我写过那首诗吗？他说。我一怔，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还是跟从前一样，天真无邪，几乎跟他说的别的话没有区别。可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星期我挤时间去看他。一个朋友，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进去。在这儿等我，我说，这个小区挺危险的，要不等我们回来时恐怕就找不到车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已经在自己打进的圈子里树立起古怪的良好声名。恰巧，我还说对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这个小区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术的副作用在街上显现出来了，在没有工作的人群中显现出来了，机灵的小偷们晚上七点出来坐在太阳下，像僵尸般（或者像没有带信或者带着一封无法破译的信的使者般）自觉地准备好消磨掉又一个墨西哥城的黄昏。

第二部荒野侦探（60）
当然，埃内斯托对那本书几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诗后只发出一声：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认出了或者给弄糊涂了，然后开始给我说起电话里聊过的事儿来。
　　我出来时朋友站在车边吸着烟。我问他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他说，这里死一般寂静。然而不可能那么寂静的，因为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双手抖个不停。
　　我再也没去看过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背诵起理查德？贝尔弗的一首诗。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跟那个戏剧导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说。拉？别哈一定是个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华，但并不知性，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我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回答。他在等着我说话，有那么几秒钟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多么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再见之前来了这么一句。我也是，那个仿佛从异度空间传来的小鸟般的声音说。几天后他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死了。死得很安详，她说，他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就走了。他像个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大约五点钟，吃过午饭后。
　　我是他的老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