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子是典型的北方人，热情不夹生，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了。他告诉我，他爷爷那一代已经和汉族通婚了，一家人是走西口到了关内，做马贩子。后来抗战爆发，他父亲参加了华北野战军的后勤部队，给罗瑞卿养过马，解放后又回到了黑龙江老家，在一个煤矿当矿长。
他因为这层关系才进了勘探队，不过过程并不顺利。那时候国家基础工业建设需要能源，煤矿是重中之重，他老爹的后半辈子就滚在煤堆里了，偶尔回家，也是张嘴闭嘴矿里的事情，连睡觉说梦话都还是煤，他老妈没少为这事和他爹吵架，所以他从小就对煤有强烈的厌恶感。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老爹想让他也进煤炭系统，他坚决拒绝了。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汽车兵，后来发现汽车兵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进不了，最后在家里待业了半年，只能向他老爹妥协。但是他那时提了个条件，希望在煤矿里找一个最少接触煤的行当，于是就进了矿上的勘探队，没想到干得还不错，后来因为少数民族政策被保送上了大学，最后到了这儿。
我听着好笑，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是矿业的源头，但是我们接触到矿床的机会确实不多，概率上说，确实我们遇到煤矿的概率最低。
他说完接着就问我家的情况。
我的家庭成份不太好，这在当时不算光荣的事情，就大致告诉他是普通的农民。
其实我的爷爷辈也确实算是农民，我祖上是山西洪洞的，我爷爷的祖辈是贫农，但是我爷爷据说做过一段时间土匪，有点家业，土改的时候被人一举报，变成了反动富农。我爷爷算是个死性子，就带着我奶奶我爹我二叔跑了，到了南方后让我爹认了一个和尚做二舅，随着那和尚才把我爹我二叔的成分定成了贫农。所以说起我的成分是贫农，但是我爷爷又是反动派，这事情在当时算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聊完背景又聊风土人情，聊这儿发生的事，我们一南一北，一蒙一汉，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好在我们都是吃过苦的人，熬一个夜不算什么，第一个晚上很快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营部就派了个人来接待我们，说是带我们去了解情况。
我对那人的印象不深，好像名字叫荣爱国，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样子（搞勘探的，风吹雨淋，普遍都显老，所以也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有点神秘兮兮的。带我们四处看也是点到为止，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很是无趣。
从他嘴里，我们只听到了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说七二三其实是三年前就开始的项目，但是因为人员调配的原因直到今年头上才开工云云，其他就是食堂在什么地方，厕所怎么上之类的生活问题。
之后的一个月，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营地里，也没有人来理会我们，真是莫名其妙，老资格的人后来忍受不下去，在我们的怂恿下几次去找荣爱国，却被各种理由搪塞掉了。
此时我们已经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大家都人心惶惶，有些人甚至猜测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事情，要被秘密处决掉了？这种事情样板戏里很多，我们听了传言只能心里直发涩。
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无意义的猜测。内蒙古的秋天已经是寒风刺骨，南方过来的人很难适应，很多人都流了鼻血，在我记忆中，那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火炉炕上，一边啃玉米窝头聊天，一边用破袜子擦鼻血度过的。
一个月后，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一个星期三的清晨，我们迷迷糊糊地重新被塞上了卡车，和另外两车工程兵，继续向山里开去。
此时我的心情已经从刚开始的兴奋和疑惑，变成了惶恐，透过大解放军车的篷布，看向临时架设的栈道外连绵不绝的山峦和原始森林，再看看车里工程兵面无表情的脸，气氛变得非常僵硬。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大家都静静地靠在车里，随着车子的颠簸，等待这一次旅途的终点。
二、目的地（1）
山里的路都是工程兵临时开出来的，一路上到处可见临时架设的桥和锯断的树木，不过这种临时的山路，依然和真正的路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沿着山坳走，很多地方，都只是开出一道树木间可以通过的“空隙”而已，一路上的颠簸和曲折，已经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在车上的时候，我们还曾经试图推算出我们所在的位置和要去的地方，根据来之前听到的消息，七二三工程部应该在大兴安岭地区，但是一路过来又感觉不是很像。有去过大兴安岭的人告诉我们，这里连绵的原始森林和其他地方并无差别，但是显然地势地貌并不相同，气温也没有大兴安岭冷得那么霸道，说起来，倒有可能是内蒙古狼山一带。而现在，显然是要把我们带入森林深处。
这些当然都只是推测，其实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当时那一片区域到底是哪里，按照老猫后来的说法，他说那一片山区的广阔程度，让他感觉我们甚至有可能已经过了中蒙边境，是在蒙古的境内。
这一路走得极其艰苦，因为车是跟着山坳的走向走，而山坳是随着山脉走，车在山里绕来绕去，我们很快就失去了方向感，只能坐到哪里是哪里。车又开得极其慢，中途不时地抛锚，车轮还经常陷在森林下的黑色落叶土里。我记不得有多少次在瞌睡中被唤起来推车了，最后到达目的地，已经是四天五夜之后。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出现在筋疲力尽的我们眼前的目的地，是一处山谷，这里应该已经是原始丛林的核心区域，但我们却在这里的草丛里，看到了大片已经生了铁锈并且爬满了草藤的铁丝网，眼尖的还看到，那些绑铁丝网的木头桩子上，涂着几乎剥落殆尽的日本文字。
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这种场景都不陌生。这里是东三省，日本建立伪满之后，在这片土地上偷偷干了不少事情，我们搞勘探的时候也经常在山里看到被日本人废弃的秘密掩体和建筑，大部分在他们撤离的时候被浇上汽油整个儿焚毁了。有些建筑里的设施都很古怪，我在东北曾经看到过一座三层楼，里面的房间都只有半人高，没有楼梯，上下靠一根锁链，根本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穿过铁丝网，树木之后出现了很多破败的木制简易屋，上面爬满了几层草蔓，屋顶都被树叶压塌了，看样子废弃了没四十年也有三十年了。在简易屋的一边，有我们解放军的卡车和十几个军用帐篷，几个工程兵看到卡车过来，都走到跟前帮我们接行李下车。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荣爱国，但是他没跟我们打招呼，只是远远站着看我们，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肃。
后来想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事实上，他到底是不是叫荣爱国，我也不能肯定。这个事件结束后，因为工作关系，大部分人我在后来都不止一次见到，唯独这个人，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当时也问过很多工程兵部队的老军官，其实不乏一些人脉相当广、待过很多连队的政委，但他们都告诉我不知道这个人。所以我后来想想，这个荣爱国的身份并不简单，肯定不是普通的工程系统里的人，当然，这是后话，和这个故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下了车之后，我们被安顿到了那些简易木屋里，那些房子以前是给日本兵住的地方，各种家具都很齐全，只是破败得实在太厉害了，木头一掰就酥。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屋子已经简单收拾过了，撒了石灰粉杀虫子，但几十年的荒废是收拾不干净的，木头床板一抖全是不知名的死虫，木头非常潮湿，根本没法睡，我们只能用睡袋睡在地上。
二、目的地（2）
我个人很不喜欢那些简易木屋，感觉在里面气氛很怪，相信和我同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站到和日本有关的地方，就会感觉到一种沉重，很难释怀。无奈当时无法选择。
收拾完后，有小兵来带我们去吃饭。
我们几个混得比较熟的人，都跟着老猫，因为这里似乎就他最有谱。我看见他下车的时候，看着那些帐篷似笑非笑了很长时间，好像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老猫这个人喜欢玩深沉，我站在他身边，就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一个下午无话，傍晚时分，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帐篷里，二十几个人闹哄哄地席地而坐，前面是一张幕布，后面是一台幻灯片机器，我们叫做拉洋片机。这摆设一看就知道，这是要给我们开会了。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大校，我记得以前应该见过他，但是想不起来是在哪里。他先是很官方地代表七二三欢迎我们的到来，又对保密措施给我们带来的不便道歉。当然，脸上是看不到任何一点歉意的。接着也不多说废话，用一听就是廊坊人的口音，直接对我们说道：“接下来开会的内容，属于国家绝密，请大家举起手跟我一起宣誓，在有生之年，永不透露，包括自己的妻子、父母、战友以及子女。”
对于发誓我们都习以为常，很多勘探项目都是国家机密，进入项目组都必须宣誓保密，而那个年代对于这种宣誓也是相当看重的，这叫做革命情操，不像现在，发誓可以当饭吃。
当时国家保密条例把秘密分为三个等级：秘密，机密，绝密。一般的勘探项目，比如说大庆油田的勘探，虽然属于国家机密，但还有照片可以上报纸。国家绝密的勘探项目，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猜也猜不出来。
大家郑重其事地发誓，很多人都互相对视，显然对折磨我们这么久的悬念的即将解开，有点期待。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那时候也经常有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很多时候搞得神经兮兮的，搞个国家绝密，最后一看也不过是屁大的事情，只不过牵扯到某些“老人家”的行踪，或者生活习惯之类的东西。
后来有人总结过，牵扯到民生的，那叫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