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的心灵里，我觉得“西北派”那一帮人实在长得不高明，而此刻，当我面对着
“西北派”的许多真人时，竟自卑了起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后来我慢慢地找到答案，当我学画的时候，第一位教我绘画的教师，教我的第一张
炭笔画便是维纳斯的雕像，他说：“你看那眼睛、鼻子、嘴唇的轮廓多美，你看那比例
多么匀称，中国女于再也找不到维纳斯这种美女了。”第二个画的是阿古力巴，他说：
“你看他的下巴多么有力量，眉字间也充满了英气！”因为学了画，我不只一次的读西
洋美术史，又不断的审阅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那些艺术感动。
长大以后，我迷上电影，电影里西方的美男美女像潮水一样不断的在我的脑中涨落，
而且这种好莱坞的审美观每天都在报纸上大量的传播着，然后我看中国电影里的明星们，
也都或多或少长了一些好莱坞模式。于是，“东南派”的信心随布袋戏的没落而消褪了，
代之而起的是“西北派”的向往。
在咖啡厅的那一刻，我惊觉到中国的审美观已经处在一种可怕的危机里了。
我想，如果我当年学画从杨贵妃、赵飞燕的石膏像学起，或者是临摹韩干笔下的圆
脸肥壮的马上人物的话，可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或者中国电影争气，有几个可供怀恩
的人物典型，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把美随便的赋予费雯丽、克拉克盖博了。
纽约的地下铁挤满了各种人，有典型的金发碧眼美人，有黑人、犹太人、日本人、
中国人、波多黎各人，或者不知道哪里人，他们总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我想，不知道他
们的审美观是怎么样的？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艺术愈强大的国家恐怕就对审美愈有自信
吧！
从纽约的地下铁钻出来，往第几内珠宝店走的时候，因为我那样子想过，心情清淡
了不少，对于看美女的兴致也减低了。到了“第凡内珠宝店”，这是一家巨大的店，偌
大的面街橱窗里只摆了一颗亮闪闪的钻石，大门锁住了，朋友说：“你要先通知柜台的
小姐，她看清楚了才会来开门。”
我说：“不用了，看看橱窗就够了。”
我们便散步去找了一家咖啡店，自嘲的说：“至少奥黛丽·赫本长得有一点中国人
的样子！”朋友没有听清我的话，追问着：“什么？你说什么？”
“没有。”我说：“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第几内珠宝店也不过如此！”
——一九八二年四月
七日
莺歌山之冬
每年一到冬天，有一位生长在北方的朋友就常常抱怨台北不下雪，一点不像冬天，
然后就会谈起他在北方的故乡。那里一片莹白的雪，让人在冬天还有清明朗净的心情。
不下雪有许多事做起来就少了滋味，像喝白干、吃烤羊肉，围在一起吃涮锅。
有一回我忍不住说：“雪恐怕不是你最怀念的，你怀念的只是一种心情吧！”因为
即使在台湾也有许多地方下雪，我的朋友到雪地里还是不能平静。一日到了外国遍地的
冰雪，恐怕更要怀念这个南方小岛的绿色冬天。
冷暖原来最深刻的感受，不是在肌肤上的，而是心情的。在落寞之际，处在春天的
花园里，心里仍然会冷；兴起之时，即使走在寒大的雪夜，还能有暖意。我常有这样的
经验，寻常的人一定也有，我就看过遭受重大挫折的人，在炎热的夏天还浑身打着哆嗦。
不管是春夏秋冬，我总是喜欢到郊外去，因为在室内，就不能感受真实的季节感应，
我觉得最可悲的莫过于是夏天总是躲在冷气房里，而冬风来袭时则抱守着暖炉的人。那
样的人不知道春花何时盛放，也不能体会冬冷独步街头冷冽的清醒。
去年冬天，我经常到台北近郊莺歌山上的亲戚家里度假，那时我觉得，就是没有雪，
人坐在屋里听着呼啸的山上风雨，也能寒到彻骨，而就是简单的坐在书桌前读一本好书，
同样的风雨，都是没有寒意的。
莺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镇，因为它是个陶瓷工业城，还隐伏着空气污染、噪
音弥漫、道路崎岖的种种问题，大致的说，它不能说是一个美丽的城。可是就在我从台
北往莺歌驰车的路上，心情就美丽了，尤其是在冬天。
台北往莺歌有两条路，一条是走板桥、树林、山佳，一条是走板桥、土城、三峡。
前者是沿着铁道的一条山路，曲曲折折，让人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尤其是车到山佳，
要通过许多山弯，每一山弯都是一次豁然开朗的大地。后者是在两片平原的中间的宽广
马路，左右都是稻田，偶有灰色的农舍夹杂其中，就是最冷的风雨也是绿色的。
我说冬天最好，是因为一到冬天，污染的空气就仿佛在丝丝的冷雨中洗清了。
亲戚住的地方是在山上一座独立的大屋，旁侧就是一家工厂，即令在冬天，工厂也
二十四小时发出隆隆的机械声，机械的规律性，时间一久也能不闻其声了。如果有风雨
隔着，机械的声音就暗淡下来，那时坐在桌前听风看雨，机械的声音仿佛是有着生命，
不肯向风雨妥协，然后在第二大的清晨，我看见一车车的地砖从工厂中运出，它们是沉
默的，但是全省有多少大楼就在那沉默中被建造起来呢？
最好的是火车的声音吧。居处不远，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的声音响过，从远处
看，火车真是美的，每一格车窗都有一格乡心在旷野中奔弛，每一扇亮灯的车窗都是活
的，它带着我们夜的怀乡的心情，开向南方；南方此刻可能是天暖，是阳光普照的，我
总觉得望着远远的列车，雨中远比阳光下让人惊心。
有时候亲戚的小孩放假，我们就在书房里说故事，围着煤油的炉于，我聆听着孩子
们说出他们心里的梦想，他们在冬季仍是充满生命的热力，不畏寒冷。有一天他们在院
于里放冲天炮，一道闪光射过满大的雨，最小的孩子欢呼的说：“我要把冲天炮射到星
星的位置。”那时天上并没有星，可是在孩子心里却有星的光芒，我想，孩子不畏冬，
因为他们总知道春天的百花不远，大人怕冬，是知道下一个春天不是今年的春天。
冬天在孩子的眼中是为春天而吹奏的音乐，是在风雨中还能看见的朝霞。在孩子看
来，冬天和春天的距离像同一花枝的两朵花，对我们来说，冬与春的距离，像星与星的
距离一样大。我几乎能体会孩子的想法，但也使我惆怅，冬天是烦人的，然而只要我们
能捉住小小的乐趣，冬天烤番薯的香味也可以和春天的玫瑰花香一样令人回味。
人只要多少有孩子的心情和孩子的梦，冬天下不下雪无关紧要，因为雪也总要过去，
纪伯伦说：“橡树和松柏既不是同类，也不必在彼此的荫中生长。”在莺歌山上过冬，
我觉得冬天如果是松柏，春天就是橡树，原是没有好坏，差别的只是心情。我写信给朋
友：“不必怀念北国的雪了，没有雪也能有雪的心情。”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凤凰的翅膀
我时常想，创作的生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恒星或行星一争，发散出永久而稳
定的光芒，这类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巨大而深刻的作品；另一类是像彗星或流星一样，
在黑夜的星空一闪，留下了短暂而眩目的光辉，这类作品特别需要灵感，也让我们在一
时之间洗涤了心灵。
两种创作的价值无分高下，只是前者较需要深沉的心灵，后者则较需要飞扬的才气。
最近在台北看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作品《女人城》，
颇为费里尼彗星似的才华所震慑。那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在火车上
邂逅年轻貌美的女郎而下车跟踪，误人了全是女人的城市，那里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
有歌舞女郎、荡妇、泼妇、应召女郎、“第三性”女郎等等，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费里尼像在写一本灵感的记事簿，每一段落都表现出光辉耀眼的才华。
这些灵感的笔记，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梦，粗看每一场均是超现实而没有任何意义，
细细地思考则仿佛每一场梦我们都经历过，任何的梦境到最后都是空的，但却为我们写
下了人世里不可能实现的想像。
诚如费里尼说的：“这部影片有如茶余饭后的闲谈，是由男人来讲述女人过去和现
在的故事；但是男人并不了解女人，于是就像童话中的小红帽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一般。
既然这部影片是一个梦，就用的是象征性的语言；我希望你们不要努力去解释它的涵意；
因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有时候灵感是无法解释的，尤其对创作者而言，有许多灵光
一闪的理念，对自己很重要，可是对于一般人可能毫无意义，而对某些闪过同样理念的
人，则是一种共鸣，像在黑夜的海上行舟，遇到相同明亮的一盏灯。
在我们这个多变的时代里，艺术创作者真是如凤凰一般，在多彩的身躯上还拖着一
条斑灿的尾羽；它从空中飞过，还唱出美妙的歌声。记得读过火凤凰的故事，火凤凰是
世界最美的鸟，当它自觉到自己处在美丽的颠峰，无法再向前飞的时候，就火焚自己，
然后在灰烬中重生。
这是个非常美的传奇，用来形容艺术家十分贴切。我认为，任何无法在自己的灰烬
中重生的艺术家，就无法飞往更美丽的世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