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