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岁，他谎报18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