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