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洣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筊。顺筊开释，阴筊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筊。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滩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来到湘江畔一个寂寥的渡口。
刚好是黄昏，江面上开始起雾，薄薄的阳光融进雾气，一种朦胧的温柔色调使对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灵。
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着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去锻炼自己。想想，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吗？两人又哄骗又耍赖地让船夫渡他们过江。
徒步到了益阳，家乡的农民情状，萧瑜记录下来：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毛泽东对农民的苦难，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后，两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烂不堪了，分手时，毛泽东急着回家，因为父母“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三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对着湘江的烟波浩渺，一挥而写“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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