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就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寻一份体面的工作。等赚到钱买一栋大房子，把妈妈爸爸和弟弟都接过去，全家人高高兴兴的住在一起……想到这些的时候，她总会一个人偷偷的抿着嘴笑……
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怀里揣着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兴匆匆的回到家里，她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家里每一个人，当她推开家中那已修葺多次包着铁皮的红木大门时，她一眼就看见一直接济自己家的二姨和姨夫面带忧色的坐在那破旧但一尘不染的沙发上。
“大姐，你知道吗，你侄子二力在广州贪了官司，为了给他打官司我们已经罄尽了所有的财产，可还是不够……”二姨声泪俱下的对自己母亲说，话到这里，她已经无法继续说下去，不停的用眼睛瞅着一旁低眉顺眼不停的搓着自己膝盖的姨夫。
姨夫会意，用手划拉着他那原本就不多的头发，垂着头说：“大姐，你看你原来借我们的钱，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母亲二话没说，走进屋内取出用两个手绢包裹的密密实实的一叠钱——原本准备给她念书的钱，塞到了二姨手中：“二力的事是大事啊，大姐这里只有三千块，你先拿着用，剩下的大姐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先借到，要紧着二力的事先来……”
晚饭的时候，妈妈问她录取的事情，她不敢看妈妈的眼睛，低着头一边啪啦碗里的饭，一边支支吾吾的说：“我报的学校，没……没考上。”两滴晶莹的泪落在碗中。
那天夜里，她躲在被窝里整整哭了一宿，她不敢哭出声来，只是耸动着双肩不停的啜泣，他怕被爸爸妈妈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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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在一家台湾人开的纺织厂里觅得一份差使。早出晚归充实繁忙的日子让她暂时的忘记了她的理想。只有偶尔在更换梭头的间隙，或是在食堂那油的发亮的实木条凳上休憩进餐的时候，她才依稀想起她原本是一名大学生——一个名牌大学的准大学生。想到这些的时候，她会觉得怅然若失，会嫌弃这样穿着一身湛蓝的工作服穿梭于车间里那嗡鸣的织机间的生活。
不过这种淡然哀伤的情感很快就被那薄薄的一叠老人头票子所冲淡，每到发薪的日子，她在那裹着塑料皮的工资簿上匆忙的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迫不及待的从旁边一脸严肃的中年妇女手中接过她辛苦工作换来的劳动果实，她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与欢愉，把那摊成扇面一眼就能数出个数的纸片紧紧的掐在指间，极是认真的查点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的用手帕裹好，贴身放置。在回家的路上她会费尽心思将这些钱分配好：“这二百块是用来给爸爸买药和营养品的，这一百块用来给妈妈做件衣服，还有这些用于家里的日常开支，恩，小中的鞋子又破了，该给他买一双新鞋了……如果还有剩余的话，我想买一点护手霜，我现在的手越来越粗糙了，听车间里的人说，用点护手霜挺管用的……”
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籍慰就是把钱交到妈妈手中，然后看着妈妈展颜微笑的样子。她已不再对她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家里唯一能指盼就是小中，这一点是他们全家人默契的共识。
在她已经能够安于现状，并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的时候，她遇见了“他”。
如今在她看来，那基本是属于前世的孽缘，但是不管在何时，她还是坦然的承认“他”曾经对她的帮助。当她把这一段经历向陈杰娓娓道来时，陈杰能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她曾经对“他”的那种依赖和感激的情感，无可否认的，他也曾经打动过她的心，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为那就是爱情。
“我遇见他时是在一个春节的前夕，在工厂组织的全体员工的联欢会上，我是我们车间推出的节目代表，我记得我当时在台上唱的是那时流行的一首叫《爱的奉献》的歌，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他一直在注视着我，虽然台下的人也都在看我，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与众不同。”周梅讲到这里时，脸上带着一丝骄傲与羞怯，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种火辣辣的目光让她这个纯情的花季少女怦然心动。也许是受到周梅的感染，陈杰能够鲜活生动的想象出当时的景况，这样的场面他也经历过，只不过主角是那个已经和他分了手的女孩，“不知道海怡现在过的怎么样？她一定会过的比我好的。”想到海怡，陈杰的心中一阵凄苦，他不敢任由自己的思绪发展下去，振作精神，继续倾听周梅的讲述。
“他是台湾人，是我们的老板之一，也是这间厂的最大股东，他那年应该有四十岁，不过后来他一直告诉我他当时只有38岁。联欢会结束后是大家跳集体舞狂欢的时间，这也是台湾人想出的点子。他突然走过来请我一起跳舞，我当时脑子都懵了，他可是工厂的大老板啊，平时我们见他一面都难，他居然请我跳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不会跳舞，他笑着说没关系，他可以教我。他当时笑的很和蔼，就像一位亲切的长辈，我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下来，他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一支手搂着我的腰，教我跳舞，他碰到我肢体的时候，我又是一阵紧张，以致于我的身体都变的僵硬。他看出了我紧张，就随意的和我聊着一些家常，他问我多大了，还问了一些在这工厂里工作感觉开心嘛，喜不喜欢自己的岗位之类的问题，我回答了他。渐渐的，我松弛了下来，他说话很风趣，经常逗得我发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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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次春节晚会之后，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我。还在一年之内几次升迁我的职位，把我由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女工转成库管员，又从库管员调到采购部，从采购部调到人事部，从人事部转到办公室，后来直接把我升作他的私人助理。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多想，毕竟他的年龄只比我的父亲小几岁，我还以为这完全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我还曾为得到别人的赏识而沾沾自喜。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都要和他接触，接触的日子久了，我慢慢的了解他了，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一个人把诺大的工厂打理的井井有条。从采购到生产到销售到工厂的日常管理都是他一个人在抓，他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工厂最后一个离开工厂，他就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他对下属很严厉，我经常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被他严厉斥责。有时候他还把我骂的哭起来。每次他看见我哭的时候就会叹口气，态度缓和下来，安慰我几句，还会讲一些笑话哄的我破涕为笑。那时我觉得他很慈祥，在我心目中不知不觉的把他当成我的父亲。”
“有一次我们因为外出办事回来晚了，赶不上去食堂吃饭，他就请我在外面吃肯德基。吃饭的时候，他轻轻的敲着桌面对我说‘你知道这个桌面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吗？’我看着桌面的木质纹理说‘是木头吧。’他哈哈笑着说‘如果你当木头买，你就是大羊牯，这种是贴面的密度板。’接着他就给我讲起密度板的压制，贴面，油漆，裁剪，鉴定……每一个流程都说的细致入微，令我由衷的佩服，感叹他的博学。讲到最后他问我‘你猜我怎么知道的这么详尽？’我摇头说不知，他哂笑着说‘我小时候在一家木具厂当过徒工。那个时候我跟着厂里的老师傅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一道工序我都亲手操作过。’听到这话，我惊讶的合不拢嘴，在我的想法里，富人天生就是富人——穿金戴银，锦衣玉食，继承祖宗的基业，不劳而获，我一向认为白手起家，小人咋富不过是小说中的一种噱头，写出来让那些穷人觉得有个奔头儿。他接着告诉我，他做过很多种职业——当过徒工，买过报纸，摆过地摊，推销过啤酒……他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让我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周梅不急不徐的讲述着，一边努力回想一边平实的叙述，既不夸大事实，也不做主观上的恣意贬低。只有在讲到她当时内心感受的时候，她眼角跳动了一下，舒缓的语速泛起一丝涟漪，似乎在内心的深处思量着那时的情感历程，至今她还认为原本她对“他”除了感激，并无其他。可当过去的情景一幕幕在她脑中闪过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很早的时候，她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却真实的存在。这个发现让她感到一丝欣慰，至少自己与他并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与他一起陪一个日本的大客户，对方是一个老头，整晚都色迷迷的看着我，不停的让我喝酒，讨厌死了。我喝不了多少酒，几杯酒下肚，我就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我说我不能喝了，那个死老头很生气，叽哩咕噜的说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不过从他的样子上看，他很不满意。这时候‘他’站了出来，三言两语就把那死老头哄的很高兴，‘他’替我喝掉了所有的酒，那天一整晚他都在和那个日本老头拼酒，最后喝的那个死老头连说‘不行了’，找个由头离开。‘他’也喝的很多，后来我搀扶着他，把他送到他的车旁。我要走时，他拉着我执意要送我回家，并且说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走很危险。我拗不过他，只好由他送我。说实话，他喝了那么多酒我坐他的车才感到害怕哩。走到半路，他突然把车停在路边，跑到车外趴在地上呕吐起来。他吐了好久，吐完后居然坐在路边唱起了歌。唱的是一首高山族的民歌。那时已经是临晨1点多了。马路上没有人了。四下里一片寂静，他的声音听起来嘶哑而又苍凉，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哀嚎，我突然间觉得很害怕。他唱了好一会才停，然后问我‘我唱的好听吗？”我说‘还行。’他说‘没有你唱的好听。’过了好半天，他又问我‘你觉得我老吗？’他问这句话的时候，一双眼睛咄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