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着训着这个大嘴巴的阿姨又开始指着我身边的家伙训，说不准再闹事了，特别是这么多人都挤在医院里，打群架似的实在不像话。大家低着头，笑眯眯地摇头交换眼神，那显然不是认错而是无奈。正在这时，走廊上又来了一个人，顾不上和她的伙伴们说话，就被护士长阿姨痛心疾首地发现了：“安安！你怎么也来了咧？”
这下大家都傻眼了，只有护士长阿姨蒙在鼓里，只当我们是一伙的，把我拉到这个叫“安安”的蓝大衣女孩跟前一起训。叫“安安”的女孩管护士长叫“娘娘”，也不知是不是亲戚，反正这个“娘娘”训她和训我的台词差不多，没想到你也学坏啦，和这群“坏儿子伢”一起玩，回头要“告诉你妈”！
说了一会儿，护士长阿姨自己也累了，看一大群人在走廊上围观实在不好看，就叫没受伤看热闹的家伙出去等。这时我鼓起勇气说朋友治伤钱不够，找她借，她摸了摸大褂子口袋说没带在身上，刚抬腿要回办公室拿，站在我旁边的蓝大衣女孩说话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挂历纸叠成的钱包——“我这里有！”
眼见此景，护士长阿姨顿时又有了话说，指着我冷嘲热讽：“看你多有出息啊，借姑娘伢的钱，我看你好意思哦……”
蓝大衣女孩借了我9块钱，一张炼钢工人的五块，两张蓝色的小票子，第三版人民币的两块钱，票面上“贰”字把两横印到了弋字上面，是错版。我接过钱，看了她一眼，觉得挺漂亮，一时又不知道说啥。
“好啦好啦，散一下，没病的去外面等，别在走廊上挤成一坨。”护士长阿姨一边招呼一边往外哄，人正乱的时候，蒋峰和另外两个小子跑过来了，看着我和蓝大衣诡异地笑，还和蓝大衣边上的女孩说话，对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还算友好。我心里有了点底，问了蓝大衣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冬日上午，我们和卫校的女孩儿道别后，走出同济医院，其时正在中午，太阳高挂在顶，照得路边萧条的建筑也有了几分亮色。江北的空气质量一向差点意思，南方的积雪又浅薄，太阳一照就成黑水，气温更低了。我和伙计们踢踏着积雪，商量着分头回家养伤，此时已是午饭时间，街面上的行人不多不少，大家的游兴被打架败坏，一伙人黑着眼圈包着纱布在街上走也实在不好看，笑闹一通，又把兜里的毛票笼了笼，看看连吃饭都不够了，于是分了车费，三五成群各自散了。回去的路上，李海洋撅屁股歪坐着，忍不住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刚才缝针的时候，认识了给他处理伤口的小护士。蒋峰很羡慕地看看他，掉头又拿借钱的事儿笑话我，我嘿嘿一笑，嘴上说滚蛋，心中却把“张建安”这个女孩儿的名字默念了多遍。
1993年年末，我在航空路天桥下的一次打架后，初步认识了卫校女孩儿张建安。那天航空路上薄薄的积雪，被几十双温州鞋踩得稀烂，白的，黑的，间杂着几滴鲜血的颜色。身上被小刀划开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但是人生和社会意义上，更深的无奈和伤口却刚刚开始绽开。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工厂的机器虽在继续轰鸣，但效益却开始普遍滑坡，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从技校里走出却不能顺利就业的“待业青年”，许多年轻工厂子弟们在技校、职高里打发着时间，大把的岁月被用于在街头闲逛，在当时，他们被称为“晃晃”。多年以后，这个名词甚至成为一种麻将的玩法，不过，当初的年轻人并没有足够的远见可以看清几年后的窘迫形势。
那年我16岁，在省一中上高一。我的朋友李海洋蒋峰在车床厂子弟技校学习模具制造，老秋在武汉职院学无线电，飞哥在家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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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信（1）
2002年的夏天，我出差到天津。从机场赶到市区，正是黄昏，在笑话里这个城市是被拉登炸过N回了，空气里飘着浓重的煤烟味儿，尽管如此，举目看去，黄昏中的北方重镇，气象还是不同。道路宽阔，夕晖之下，路旁两侧灰色的楼房仿佛在诉说一个逝去时代的寂寞，出租车在路上飞快地掠过，竟让我生出错觉，好像突然回到十年前的武汉，我和兄弟们坐在空旷的公共汽车上由汉口返回武昌一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她挑地儿请我吃了餐饭，客气得如同路人。回来后，我在商场专柜想给她挑个东西做回礼，面对花花绿绿的人造水晶，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专柜小姐问我送给谁，我说女朋友，她大概以为是lover，给推荐了几个带心形的，我摇摇头，告诉她是女同学，她笑笑，收回去几个，又拿出几个小动物的和一朵巨大的玫瑰花，这回大概是当二奶了。她一边推荐一边强调，玫瑰花形的好看，女孩子一定会很喜欢，我摇摇头，最后挑了个郁金香形的，看她很遗憾地把那朵硕大的铅玻璃玫瑰收起来。我估计她一辈子也想不到，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给张建安送花，送的乃是一朵象征哀悼的白色*。
那是在1993年冬天，我明显地感到身体里躁动的野心开始膨胀，从祖国的花朵到社会的栋梁，眼看着世界归根结底就要是我们的了。未来的接班人雄心勃勃，可还未来得及抢班夺权，劈头而来的却是社会剧变。邓公南巡那年，班主任老师督促我们中考大业，经常挂在嘴边的最高指示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两年内玄机暗藏，不要说学生，好多大人的脑子都没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转过弯来。义务劳动渐渐取消了，课外活动小组开始交费了，学校边上的小摊小贩，如一夜春笋般冒了出来——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大人卖录像机，娃娃们钻录像厅，而我们的老师一条道走到黑，鼓动我们说，苏修完蛋了，东方阵营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里的荣誉就全靠你们了。1993年出了“银河号”的事儿，大家都很看重这个，数学老师就说，要在IMO上把美帝一扫光。
其实在IMO里，美国学生根本不是个儿，老欧洲和苏东那些叛徒国家反而是更大的隐患。但数学题做多了的人认死理，省一中的数学老师教育我们好好学习都要这么曲里拐弯。相比之下，粗人有粗人的好处，我的兄弟李海洋就要痛快不少，大马金刀，快意恩仇——自从卫校打架之后，他学习了蒋疯子，变成了没事屁股后边揣把刀的李疯子，号称看谁不顺眼就砍谁。而且比蒋峰更疯狂的是，李疯子屁股后面EDC（every day carried）的是一把西瓜刀，说是更加放心，随时可以抽出来用，不会像蒋峰上次那样连家伙都来不及亮出来就给人废了。
李氏西瓜刀乃是最烂的不锈钢做的，广东阳江造，外边还镀了一层牛逼闪闪的克罗米，打着几个汉语拼音LOGO，短短的刀茎歪歪斜斜地插进小木把，砍了几下树刀片就开始摇晃，实战价值实在是有限得很。有次在澡堂洗澡，我看见李海洋穿着裤衩，用他的这把破西瓜刀修脚趾甲，我说你还真是洗澡都带着啊，这个兔崽子一边修还一边语重心长地做新闻联播：“天下还不太平，刀枪入库，忘战必危啊……”
鸡毛信（2）
那天洗完澡，李海洋抱着盆和我在车床厂瞎遛，遛到个没人的地方，靠着路灯站住了，从兜里扣扣缩缩摸出一盒形容不堪的三五香烟，倒出最后一根自己给自己点上了，完了开始撕烟盒找里边的暗记，边撕边和我说找“烟王”云云。我还没学会抽烟，只是抬头看天，大冷的天洗完澡出来，李海洋的夹克故意敞着，就为了露出腰上那只西瓜刀的把——撕完了烟盒，李海洋大概是有在澡堂扯淡的心情了，靠着水泥杆，酝酿了一下感情，然后借着昏黄的路灯光和欲盖弥彰的烟圈掩护，故作轻松地问我，觉得上次看到的卫校那个穿黄大衣的女孩儿怎么样。
我假装用心地用指甲抠李海洋打火机上泳装美女身上的变色涂层，头也不抬地说那个丫头叫杨蓉蓉，李海洋说对，杨蓉蓉，我想和她玩朋友——彼时我们很纯洁地管交朋友叫“玩”，当然也有比较邪恶的叫“搞”。那天夜里，李海洋的贼眼亮晶晶的，充满了期待，和冬夜里挂在夜空中晦暗不明的星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海洋说，港片里的混混都有女朋友，自己也该考虑找一个了，以免别人问起来丢人——“杨蓉蓉挺好的，温柔乖巧，当时我调戏她都笑着看我，不像张建安，绷着脸就跑……”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通通直跳，一直等他说完才松口气，心说还好还好，你喜欢杨蓉蓉。
当年我们都拙于和女生交道，用现在的话说，是社交上的“接近焦虑症”。平日里见了同性，言行举止各个都像杀人不眨眼抽筋不皱眉的惯犯，但一见女生就不行，她们就像漂亮而又沉默的老虎，面对她们得团队作战，拉人壮胆，尽管这样，还经常失败。
那天我拍着李海洋的肩膀，对他表示了道义上的最高支持，高屋建瓴地鼓励了一通。夜色中的李海洋被我说得兴奋，攥着我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又憋屈了良久，鼓动我跟着他挑个日子去卫校找杨蓉蓉玩——我想去找张建安，当时还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假装为难地说，你去找女孩子，我陪着像什么话。李海洋一听有点着急，说你也可以去找啊，说完这句，大概是觉得说服力不够，又补充了一个理由：“我一个人去卫校，被他们男生打了埋伏怎么办？”
担心被人打埋伏的李海洋揣着刀去一家精品店里买了套玻璃小风铃——当时西风再次抬头，精品店的女老板极力推荐这个，说老外圣诞节丁当作响都靠它。李海洋被那少妇讲的浪漫的圣诞的故事打动，掏钱拿下风铃，准备提前做杨蓉蓉的圣诞老人——彼时我们都是纯洁的土鳖，甚至不知道圣诞节的具体日子。
不过这个李氏圣诞老人备下了风铃礼物，却怕被人知道笑话，硬塞给我替他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