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你就踢人脑袋。上次在这里我们准备动手，是我哥给我打眼色叫我算了的，他说他一见你掰筷子，就想起宝林来了。
我给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岔开话题问他，你们学校最近有啥好玩的，有好看的妹妹介绍不？我们好几个兄弟都等着呢。孙楷叹了一口气，把烟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几个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张建安还不够好么？”
1994年的头几个月里，天气还很冷。那天孙楷上边穿着一件当时流行的皮夹克，下边是牛仔裤旅游鞋，头发用摩丝整齐地分开，和我一起站在他哥孙军的小餐馆墙角抽烟。后来蒋峰从屋里出来，和我们打了个招呼，闲扯了几句，坐到一边的自行车上，看着马路上的行人发呆。孙楷抽完一支烟，抬起头问我：“张建安过两个星期生日，你知道么？”
我被这个消息听得一愣，看着孙楷茫然地摇摇头。孙楷笑了，说就个把星期了，我正准备找个地方聚一下呢。既然你今天也找到这里来了，就定在我哥这里吧，叫她叫你都方便。
当年我们看的港片里，常有兄弟讲义气讲到让老婆的地步——至今为止我仍然相信当初孙楷是在这股风气影响之下决心撮合我和安的。
我那天听到安过生日的消息，满心全是措手不及。好半天才想起对面给我带消息的孙楷。抬头一看，他摇摇头，点上了第二支烟，末了不忘补充一句：“你要是不来卫校，张建安都找不到你。”
我点头极快，孙楷从他的皮夹克上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翻开指给我看：“这是她家的电话号码，你记下好联系。”
我记下号码，又和孙楷不尴不尬地扯了几句，蒋峰等得不耐烦了，进屋去催，没一会儿，孙军送着老秋和李海洋出了门，大家挥手告别。我们三人搭上老秋，一起骑车往南走。穿小巷的时候，大家都骑得不快。我掉在李海洋车子后面，告诉他安过生日的事儿，他在车上大叫一声我靠，完了盯着我淫笑，说我到时候也去吧，咱们收拾得帅一点。
蒋峰坐在李海洋的车子后座上，回头笑话我说，就你们的黑棉鞋，还帅呢。我脸一红，紧蹬了两下车，赶上前抬腿对着李海洋的单车后轮踹了一脚，李海洋叫了一声我靠，那他妈是我的车，你轻点。
老秋在后面拍拍我说，好啦好啦，我把迪多借你，见女孩，还是穿好一点，我还有一条金利来皮带，一起借你吧。
我们骑车到职院门口，把老秋放下来。他下车后搂起外套和毛衣，给我们看他扎的金利来。金利来是当时最拉风的品牌，变形的G字化成时钟标志，做成的金色皮带扣，时间指在正三点的位置。金色的扣头还带着老秋肚子上的体温，我们每个人伸手摸了一把，赞叹几句。李海洋忍不住问，老秋你哪里来的这么多好东西。老秋嘿嘿一笑，抢的小伢的。
蒋峰摇头说，还是汉口的小伢有钱。你下回搞两条牛仔裤，送我一条。老秋嘿嘿一笑，说老子穿军裤穿习惯了。牛仔裤把裤裆卡得紧紧的，送给我都不要。倒是今天那个楷楷的皮夹克很帅，什么时候搞一件去。
李海洋在边上插嘴道，那个皮夹克是飞行员穿的，可不好找。老秋摇摇头说，是吧，可惜了。当初应该好好读书，读到高中去当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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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底来的人
2002年年底，李海洋退伍回乡，从警两年，乃是一个初级条子，在最开始的一年里，李海洋几乎是天天被撒出去巡逻的。当时他一司的新鲜劲还没过去，下班都舍不得脱他心爱的99式警服。
那时我刚刚工作，过得很不得意。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干，在公司里是个白拿工资的角色——这种感觉搞得我很心虚，生怕哪天头头回过神来把我给FIRE了。那会儿头头安排我去香港出差考察一个项目。据他说，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三条是people，people，people，因此很多时候尽管项目一看就知道很烂，也要假装去谈谈，不能不给中间人面子。这种表面功夫就交给公司不重要的人去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炒掉我的一个序曲，心中更加惶惑。倒是李海洋很羡慕我去香港，还委托我给他买一根美国警察用的枪绳，说上街巡逻装备不行没有面子。我说你直接拿个电话线捆着就可以了，看起来是一样的，他讪笑说电话线没有安全感，最近老出恶性案件，如果单位让自主装备，他每天上街要穿防弹衣背进口冲锋枪。我说我靠，你这胆子还当警察。
那天李海洋带我在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拿到港澳通行证，下班后请喝茶饯行。上厕所的时候，他提上裤子，洗了个手，完了开始整理了制服，问我帅不帅。我说帅，帅得要死，帅得像筛糠一样。他没听出来我的讽刺，说他老爸对此很不感冒，说以前叫公安现在都叫警察了，还总说99式黑衣服不如以前的橄榄绿老虎皮好看。我仔细看了看，告诉他说，那是你老爸嫉妒你赶上了好时候。李海洋很满意我这个答案，说现在的东西是比当初好了——现在的警察皮带都可以捆人，你要喜欢我们换一下？
我说你他妈怎么强打恶要跟老王学啊，我不敢耽误你使用警械捆人，用自己的便宜货就好了。你要真想要，去汉阳找老秋，他摊子上什么名牌都有。李海洋讪讪地笑笑，嘿嘿，和你开玩笑的。我说你也真会开口，老子身上就这条皮带值点钱。
2002年的时候，我和夏滢在一起没多久，生活中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面子上光鲜，银行却一个子钱也没存下来。当时我身上穿的是千把块钱的打折西装。夏滢心疼我，去上海的时候花了大几千块钱给我买了双鞋子和皮带。我是个土鳖，皮带只认得登喜路，翻开盒子找了半天，只看见黑底上一朵白色的小花，没看见登喜路的标志，以为是个便宜货，差点送人。后来发现有个客户签名的钢笔上也有朵一样的小白花，才想起来差点走了宝。回家一问夏滢，差不多的价钱，你干吗不买登喜路啊。夏滢说，登喜路生怕人家看不见他的牌子，老把几个字母做在扣子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夏滢的话听得我心里一痛，想起了当年为了安过生日时穿得光鲜一点，去向老秋借金利来的事。在茶馆的洗手间，被李海洋把话头扯到皮带上，又想起这个事情。那时安已经远走香港，我们之间的缘分历经十年，走到了尽头。孰轻孰重，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我怎么就一直忘不了安呢？
“嘿嘿，你这次去香港，怕是会碰到张建安吧，到时候请她欣赏欣赏你的高级皮带。”李海洋淫笑道。我说滚蛋，小心我打警察。
2002年安走了以后的几个月里，李海洋常常跑到我这里来谴责资本主义对于女人的戕害——彼时杨蓉蓉和他离婚，跟了一个小老板。当时李海洋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子要不是穿这身衣服，一定崩了那个男的。”我说你去吧，你去了我赞助你5000块钱跑路。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很糟糕，谁来说好话我都给顶回去。我知道李海洋那段时间来找我诉苦，其实也是安慰我和安分手，可面子上却不愿领受他的好意。夏滢那头虽然在一起相处，可作为男朋友，却做得无比糟糕。整天吊着脸，好像安一走，全世界都欠着我的钱。当时她应该在香港大学读社会工作硕士，MSW是2001年香港大学和国内开始合办的项目，直到今天为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很陌生——李海洋第一次听说张建安是去香港做“社工”，会错了意，冲我暧昧地笑，问我社工是不是*啥的，被我踹了一脚。
我出门之前李海洋给我讲故事，打预防针，说出门万事小心，国情不同，在香港折进去了兄弟都没法捞你。我说放屁你啥时候去过了。他嘿嘿一笑说没去过，但是前段几个广东同行去香港抓人，结果嫌疑人报警，那边的警察反而把这边几个同行给关起来了。我说活该，谁叫你们牛逼惯了，到了人家地头还装老大。李海洋讪讪笑着，说我是好心，你出去人生地不熟，和人又是银钱往来，要多小心。
李海洋有个警校同学去和毒贩卧底，一起洗桑拿的时候碰上扫黄了，扫黄的同行要以嫖娼论处，他亮出身份说我是卧底，人家说谁知道。吵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所在单位不承认这次任务，喝了十五天稀饭，出来就丢了工作。
李海洋讲这个故事，听得我心惊胆战，在香港看完了项目，拼命逃过客户的招待，连安也忍住没去找。像个盲流在人最多的中环四处转，完了坐地铁去旺角。在广华街上找到一家店，老板热情洋溢，戴块劳力士运动表，看样子生意做得不坏。我问他买枪绳的时候，看一边挂着件棕色的皮衣，袖口领口都镶着羊毛边。看我注意，他又上来操着国语夹着粤语介绍，说这是B3皮衣，一战的时候，飞机比较破，机舱里都是零度以下，美国那些开轰炸机的都穿这个。
老板凑近介绍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标签，看到3000港币的标价，心里咯噔一下。等他介绍完了，我说，便宜点吧，给我拿件小号的。等老板把衣服包好递给我的时候，我的心底泛出一阵久违的暖意——我的好兄弟，老秋，现在你终于像一个飞行员了。
小兵张嘎（1）
我和夏滢结婚的那年春节，把一堆近几十年来关于国家金融政策的材料拿回家，想趁着长假研究研究，结果自己没翻几页，夏滢倒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看，一边对照着回忆童年互相印证，追着我问记不记得八几年的什么事。我说我那会儿就是个小孩儿，知道个啥啊，1990年前后我家刚买彩电，那会儿我才十岁多一点，刚刚记事，我妈就严格控制，不让我看电视，说怕影响学习……夏滢听了小嘴一撇，噗哧一乐，可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我：“你看，1994年年初通胀，差点就发千元面值的钞票了……发菜篮子补贴……唉，等会儿陪我去买菜……我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