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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老师，明年我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二十九岁了。”刘晓楠有点为难地说。
“没关系，年龄太一点，理解力强些，深造效果更好。”杨老师一时还没在意刘晓楠的意思。
“杨老师，所谓三十而立，我觉得这个年纪正是出力干事的好时机了。这个社会，周围许许多多的亲人、朋友、领导、同事，三十年来养育了我，培养了我，帮助了我，总之给了我许许多多。我总觉得，是时候该回报社会，回报周围的人了。”刘晓楠真诚地说。
“但是，刘晓楠啊，我们这个国家急需要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啊。你有这个能力，应该从国家的高度来想问题。将来，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也就回报了你周围的人啊。”杨老师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不想眼前这个难得的人才被现实生活埋没了。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我还是对其中的关系没太想清楚。有些人以所谓理想、事业为借口，甚至将这些理想、事业还冠上国家、人民的名义，显得冠冕堂皇，从而抛开周围的一切情感和责任，自顾自地只奔自己的事业。我总是觉得这其中多了虚假和私心，而少了情义和道义。”刘晓楠这样说，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刘晓楠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下乡的那个西洲大队的刘功雄，就总是把党和人民的事业、集体的事业之类的词挂在嘴上，而从不为自己对亲人、对乡亲们的不负责任感到愧疚。刘功雄在他还只是大队抽水机房机手的时候，竟然在他的妻子病危时，以所谓集体的事情为重的借口，呆在机房里不回家，而让他妻子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家里与病魔挣扎至死。事后，刘功雄因重事业、轻私情而受到提拔，成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开始了他的政治仕途。
象这样的人，在公开的、正式的、官方的，甚至传统民间的场伙，你都没有办法指责他，你甚至还不能去指责他，否则，你就会受到各方面的非议。是你不对，而他总是正确的。因为，他做的事冠上了国家、人民的符号。
想到这里，刘晓楠又说：“而且，我作为一个快三十的男人，我对自己当工人时的师傅，对师傅的女儿，师傅的家人是有承诺的。如果我承诺了，但又把他们晾在一边，自己去再读五六年书，要他们为成全我的所谓事业而作出牺牲，这未免太不道义了，太没有情义了。”
“你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为你有这种思想和情义而高兴。但是，你的才学要干事也应是干高层次的事，比如在国家宏观区域经济布局管理机关里主事，或者在国家驻外机构里担任地理参赞等。但要获得那样的位置，你就必须通过考研读博的方式向京城靠拢，才会有机会。否则，你就只有从事教育工作，当个普通的教师了。”
“对的，当教师。杨老师，或许，我回报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当教师。”刘晓楠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杨老师似乎也听出了他的意思，他是要承担实实在在的具体责任，而不在乎那些高而空的理想式的口号。
第三十九章 我已经准备好了（6）
或许，杨老师一直是从国家高级人才培养的高度考虑刘晓楠的事业取向，而没具体想到他已经背负的期待和责任，以及他本人的为人原则。所以，在刘晓楠说出当教师的想法之前，杨老师已经为他的事业发展作了一些铺垫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向自己的老同学吴传钧先生推荐了刘晓楠。
吴传钧先生是我国地理学界的学术泰斗和领军人物，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事业的开拓者。他作为我国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始终走在地理科学研究的前沿，引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率领我国经济地理学走向繁荣。他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的著名论断，使地理学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获得理论依据；他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等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他长期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重要职务，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吴传钧先生乐于奖掖后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地学人才。吴传钧先生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就在上次刘晓楠向杨老师请教毕业论文选题意见后不久，吴传均先生给老同学的回信来了。吴先生认为，就老同学推荐信所言，刘晓楠这个学生确实是个可造之材，经过深造培养，将来堪当学术带头人之大任。
现在，该怎么跟刘晓楠说呢？杨老师认为，刘晓楠上次来的时候的想法，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关系他自己一生的事业前程角度看，未免太过于感情用事了。在当前社会的学术研究条件而言，事业与亲情往往是难以兼顾的。事实上，不少有所成就的人，所谓以事业回报亲人，也只能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开脱罢了。当然了，如果像刘晓楠所打算的，将自己的事业定位于与自己成长起来的那个基层环境中，也不失为一种近乎两全的选择。但这样，就难免委屈了他的才华和天赋。毕竟，对于社会来说，真正的高层次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杨老师权衡再三，决定再与刘晓楠谈谈。当刘晓楠又到纺织街向杨老师送审毕业论文选题与调研计划定稿时，杨老师就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杨老师拿出吴传均先生的复信，要刘晓楠看看，说：“吴先生认为，如果你能到中国科学院接受深造，花上几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充实自己各方面的不足之处，肯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地理科学工作者。吴先生还随信给你寄了一些他自己的论文资料，说是供你考研时参考。”
杨老师和吴先生为自己想到了这个地步，刘晓楠确实感动不已。但是，自上次与杨老师交谈过之后，这些天来刘晓楠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又有了新的看法。刘晓楠觉得，自己这几天新明确的一些想法，对于自己能否从事高层次甚至国家级的学术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刘晓楠决定向杨老师坦诚相诉。
刘晓楠读过吴先生的信后，对杨老师说：“谢谢两位老师对我如此看重。但这几天我有些思想，也想老老实实地告诉老师。”
“你就说吧，我们一起来讨论。”杨老师鼓励刘晓楠敞开思想。
“与纯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相比，地理科学，尤其是我这几年侧重的宏观区域经济地理研究方面的学业准备，将更多地与国家宏观决策相联系。也就说，这样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要由决策者来认定或肯定的。但是，当前，以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级政府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者的素养，似乎还达不到坦诚吸收和接纳学术界的意见，特别是还难以善待不同观点和意见。”刘晓楠指出了目前社会的一种事实。
“至少目前是这样的。省里前不久成立了一个农业区划顾问团，我是成员之一，去参加过几次会。说实在的，我们这些所谓顾问，只是决策者们的一种姿态，一种摆设。他们实际并没有人在乎学者们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站在全省主管的位置上，比专家学者掌握更全面的情况，是真正的专家。你现在还是个学生，竟然看到这种情况，说明你确实有独到之处。不过，我想这种情况是会慢慢有所改变的。毕竟，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嘛。”杨老师说。
“可是，人生苦短啊。社会的改变和发展以数十年计，是微不足道的时间，可对于个人，就是一生啊。就说您老这一代人，您，还有我的父亲，从五十年代后半叶开始的二十多年，就错过了你们最佳的年华啊！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最能干事的年华耗在与体制和决策者的争斗中。我宁愿用有限的生命，多为自己周围的人做些实事。我想，这要远远强于场面上无谓的空耗。再说，这些年来，您也看到了，我这个人的性格，与独断专行者绝对是格格不入的，也必将成为我与决策者磨合的障碍。我还是知难而退吧。”刘晓楠一口气把自己的心里的话都说了。
刘晓楠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杨老师还能说什么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十九章 我已经准备好了（7）
到了大四年级，课程松一些了，刘晓楠去南方大学土木系旁听的时候就多了。一年多下来，刘晓楠学习了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工程质量、施工管理等课程，将以前在建筑公司当工人时积累的建筑施工知识和经验，比较系统地作了梳理和提升。刘晓楠自己的感觉，如果这时去主持工地上的工人技术培训，自己心里会有底多了。
这天，刘晓楠又过去听课。课后，李书记请刘晓楠去他们寝室里坐了一会。李书记说：“晓楠，你在我们这边旁听学习效果怎么样？还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吗？”
“感觉很好，现在要回去搞职工培训的话，不会发慌了。以后还肯定要请你们多帮助啊。”刘晓楠回答道。
“有什么要帮助的，比如还要些什么资料教材，你得现在讲，我们抓紧给你搞。”李书记说。
“怎么这么急啊？”刘晓楠觉得有点怪。
确实，刘晓楠不知道，形势发展很快，李书记他们的深造班要提前结业了。国家自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后，各地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迅速发展。如今省建工系统的施工单位全都是满负荷运行，工程任务非常紧张。尤其是现在的工程建设项目，在设计上大多有一种超前的现代化气势，科技含量空前提高。施工一线需要他们这批技术人才提前回到工地上去。所以，省建工局与南方大学协商后，决定在今年之类结束全部课程的学习，学员们提前半年回到各单位去。而学员们的毕业设计则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