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南方失利的日本政府,更加紧了对袁的支持,于是各地组织的“筹安会”,不断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
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胡同的妓女也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
,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
接着北方军政府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为了保险,让各省的代表从布满武装士兵的将军署大门走到投票厅,先听将军、巡按使的代表痛诋共和、称颂军宪的演说
,再在虎视眈眈的监视人员监视下投票。这样似乎国民们都抽了袁世凯称帝的赞成票。
黄道吉日,中南海怀仁堂设好御案、御座,文官武吏前来朝贺将要登基的袁大帅。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站在座旁,左手扶着御座扶手,右手掌向上,不断对向
他行三跪九叩大礼的朝贺者点头。
然而,好景不长。南方战事结束不久,国际、国内环境与称帝前已有天壤之别。日、英、俄等国突然转变态度,劝告他“中国行帝制,将立即促起变化”。同时,
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反对这出倒行逆施的闹剧,一些省份先后宣布独立,各省督军发出“取消帝制、征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外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不穷。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下,气恼成病,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一命呜呼,北方政局又起波澜。
巴黎和会结束后,代表团回到国内。
对中国学生等爱国者来说,他们因为中国受到了打击而怒火燃烧,认为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而中国的外交官们向大会申诉,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一出卖成
为可能。所以,大家认为代表团有问题。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际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各地来到凌州的大学生们愤怒了!
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便是年轻的外交部长顾在均。
“部长先生,快跑!”秘书跑到顾成均的办公室气喘吁吁说道。
正在办公的顾成均抬起头,问明白事情的原委后淡然说道:“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
正说着,“砰”一声门响,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了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顾成均。
有人甚至喊着:“你们出卖了中国!打死你们!”
在这样的气氛中,南方军政府只好暂时停了顾成均的外交部长一职,顾成均搬到了杉园旁边的心园养伤,后来他回忆道:“……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要和我
亲自谈话。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
顾成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
事情发生后,谢广珊每天到心园看望顾成均,他说:“我认为,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应该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
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就是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中而难以周全。”看着已经成长为合格外交官的谢广珊,顾
成均继续说道:“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的战争,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中国有一句是大家普遍接受的
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
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将无法达成协议。”
谢广珊看着自己敬爱的男子,人民外交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严格地说,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而且人民外交,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可以
不做讨好公众的事,但却不能忘记民族利益。民族利益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所以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上的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
险了。
而在国内,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这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思考与忧虑,但要让民众接受,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是多么的困难!谢广珊叹了口气,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自己,还有其
他外交官,在民众的愤怒中,只能被斥责、补谩骂,甚至被殴打。以职业外交官的方式背负起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在未来的日子里仍会
纠缠不休。
一片攻击声中,很多代表团成员不得不相继辞职。随后,召开的华盛顿和会,他们却又一次披挂上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斗。
那时,谢广珊明白,自己也将说出顾成均曾说过的这番话:“作为中国代表,是我极大的光荣,也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已决定献身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当国家民
族有需要,需要我去执行职务时,我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
因为谭嗣庆的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在蔡医生的建议下,谭嗣庆离开凌州到英国伦敦去看病休养,和谭少轩商量之后,骆羽杉决定随行,一边照顾谭嗣庆,一边读完
自己没读完的伦敦大学的课业,顺便养胎。
南方军政府所有的公务落在了谭少轩身上,这位年轻的少帅终于在扬震飞、王玉虎等前辈将领的协助下,开始独立指掌南方军政府的大权。
谭少轩和父亲不同,掌权后锐意革新,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国内外报纸上对他的大政方针主旨总结为两点:其一,是培养人才,急速加快南方的发展建设;其二,
是促进统一,主张北伐,永久停止军阀混战的内战。
为此,他对亲任校长的凌州大学照顾有加,捐出款项加建校舍,并扩大了南方大学的招生;捐款五百万元设立小学校教员奖励基金;另外,开设屯垦公署,设立军
垦制度;开辟凌州新港;并将一些兵工厂改造为重工业制造基地,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并新设空军、海军军官学校……一时间,南方的政治、经济为之焕然一新
,百业具兴,凌州一时间成为南中国政治、贸易和经济中心。
对外关系上,谭少轩坚持强硬外交政策,新建、扩建南方干线铁路网、修建新的港口,扣留海关余款,并抓住契机,提出“以和平方法与不妥协之精神与缔约各国
,分别进行缔结新约谈判,如缔约各国拒绝谈判或谈判无结果时,依据国际公认的习惯,本情势变迁之理由,单方面宣告废除不平等条约”。
看着有关国内的一些报道,骆羽杉坐在图书馆明亮的玻璃前,给左元芷写信,她写道:“看过广珊的来信,我觉得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
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以往,我们对这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
定?”
“而且,在民间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与深刻地思考?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
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列不消说。我们自己
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
,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叫。”
骆羽杉接着写道:“我认为,在抵制日货的讨伐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先生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公开发表这一见解,实为振聋发聩之音。今日一再拜
读,让人感慨于他的特立独行和眼光深远。”
从报纸上和朋友们的来信中,骆羽杉知道,谢家的官司已经结束,从此,女儿们和儿孙同样拥有了继承权,谢家五小姐谢广玉已经和就职于海外新闻处的叶孟超成
婚,夫妻俩举案齐眉相亲相爱,争取自身权利的女子终于为自己争得了应有的幸福;
陈家会一案,因为南方军此次作战胜利,手里握着一百多日军俘虏,所以日本驻凌州公使馆不敢再追究,最后在史剑良的努力下,陈家会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最后军政府的暗中努力下,使之很快出狱,参加了南方军,成为陈洪昌手下的得力干将;严霜华仍旧在演电影,不过现在她已经是从南方军政府伦敦公使馆回国的
外交次长郁斯年的夫人,夫妻俩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在不同的岗位上,名司其职,尽着自己的努力;
而赵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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