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教授的勉励下，我开始有的放矢地继续向一些全国知名的报刊杂志写稿，并开始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大学不相信爱情》。我所有创作的激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激动人心的教诲。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是我成长最重要的催化剂。这期间，王教授担任了我师长和朋友的双重角色，这使我对什么大学灰暗的看法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转变。
王教授非常热爱我们，他简直恨不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人生感悟一古脑儿地统统传授给我们。我看得出他当时的热情和急迫。
王教授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请了两周的假。当我再次回到课堂后，他点到我名时，居然特意走下讲台来到我座位旁和我亲切握手，口里念叨着：“大忙人，幸会，幸会！”我听出他在讽刺我不务正业和无故旷课，当下脱口而出：“老古董，好说，好说！”他居然丝毫没有恼怒我的不敬，反而一个劲儿地夸奖我的机智。这是我迄今为止能够回想起来在什么大学几个年头中最风雅的一件事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启发我走出人生迷惘的导师，只教了我一个学期，就因为心脏病或者还有一些别的病因永远地闭上了他传知若渴的眼睛。好端端的一个老师和朋友，说没了就没了，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
自从王教授离开的那天起，我的生活顿时失去了重心。他一走，我心中那种逐渐对什么大学像家一样的好感和依恋随之烟消云散。我无法再静下心来继续我的小说。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我无法容忍什么大学其他绝大多数教授工作的散漫和无礼的傲慢，更不能容忍他们当中有些人对王教授六十多岁还坚守讲坛的轻蔑和不理解，他们甚至对王教授讲的那一些人生方法和成功学准则嗤之以鼻。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出离愤怒。
我浮躁的情绪不断涌现，我无力保持平静。事实上，我保持平静的理由已经非常牵强。在什么大学这样的教学环境里，任何不甘平庸的学生都无法平静。我们渐渐懂得，在这里根本不能学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任何在这个染缸里浸泡过的天之骄子都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除了学会矫揉造作和目空一切之外，剩下的只是日子的空乏和对前途的恐惧。
浑浑噩噩中，我在什么大学度过了三年半不开心的岁月。让我留恋和怀念的，也许永远 只有天人相隔的那一个老头。我常常会为那个周末在他家下围棋时不肯让他悔一手的固执而潸然泪下，也会为韩小乐那一次无故迟到还态度野蛮我却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而黯然神伤。
第四章 市长召见
这个春节是一个难熬的春节，虽然我赌博赢了不少钱。学校的通知单一不小心寄到了家里，往年我总能抢先一步拦截下来。前面的三年都已经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了，眼见是黎明前的黑暗却是晚节不保，所以说成功贵在坚持。
父亲拿着通知单的手不停地颤抖，脸色一会儿像曹操，一会儿像张飞，一会儿又成了窦尔敦。这也难怪他伤心，我期末考试闭卷考了四科，三科不及格，还有一科没有成绩。
没有成绩的那一科是《社会学》，那个可恶的教授为了防患于未然，居然没有一道选择和填空题，害得我太空人杨利伟般的视力英雄无用武之地。
三道问答题和两道论述题，我自忖根据社会经验和做语文题的思路还是能敷衍出几句话来，后来想起那无聊教授从来都只是照本宣科依照书上的专业术语打分，我把教材视为艾滋病晚期患者，想都没有想过要冒着天大的危险去亲密接触一回。想想还是不要贻笑大方坏了自己名头的好，干脆一个字都懒得答。这样人家好歹也不知道我的深浅，这叫一个“一不做二不休”。
抱着侥幸心理，我干脆在空白答卷背后挥毫立就了一篇《我是社会学学得最好的人》。无非阐述自己人脉关系多么好啊，某市长答应让我去市政府做他的贴身秘书啦，我的《大学不相信爱情》和《不》马上付梓出版会狂销几百万册啦。到后来我自己都为自己大胆的想像害了怕，自恋得都不敢再写下去，只好强迫自己仓促地结了一个尾。
考场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挺得意的。我一会儿怀念起那个交白卷的好汉张铁生，一会儿联想起《聊斋》里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却能高中什么举人进士的公子哥儿，还真是盼望这21世纪的教授先生能不拘一格降人才，看在我老人家总算敷衍出了一篇与《社会学》有点渊源的东东份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好歹也叫有创意吧，这四个现代化不就需要我这样具有创新思想开拓精神的优秀青年吗，总得给个及格分吧。
不料这可恶的教授远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好，不要说好，简直是糟糕透顶。全班只有一个人不及格，就是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张一一先生阁下。虽然至少还有六位和我老人家水平旗鼓相当的混蛋也一道题都答不出来，可是他们态度比较老实，没有写自以为聪明的反动文章。而校方为了体现自己的教学质量高，通常明文规定每门功课只准一个人不及格，所以与我同一起跑线的这六君子最终都光荣地胜出。这很容易让我联想起雅典奥运会，我们伟大祖国射击队那个叫什么什么的福星高照的同志来着，居然依靠最大竞争对手最后一枪脱靶获得了一面奥运金牌，那真叫一个心有余悸。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这些，考试不及格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两百块一科吗，爷最近手风特顺，这钱还交得起。可是炒股搭进去的六千块学费呢？拿什么拯救你啊，我的钞票？
春节过后，陆陆续续听闻那些曾经与我平起平坐同班同级的难兄难弟八姐九妹们纷纷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正月初八那天晚上，我正叼着一支什么牌子的烟与牌友酣战，突然接到牛市长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顿时好像有一股热热的什么东西在涌动。
我赶忙示意牌友低声，因为我不想让牛市长知道我的堕落，虽然他老人家在牌桌上比我要堕落一百倍不止。牛市长说昨天牛泌他妈和他闹了一点不愉快，今天已经带着牛泌去首都的家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Y城，感觉有些无聊，希望我能去陪他说说话下下棋什么的。
牛市长的语气出奇温柔，你压根儿都不会想到是一父母官在给他的子民打电话。我不吝以最好的善意揣测他一定是腻烦了原来那小蜜蜂，想换换口味了。不然大正月里，这么心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干嘛，还真找我去说话下棋啊？比张一一先生博闻强识的，比张一一先生棋力高强的，这六百万人口的Y城还少吗？
转念想到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前途显见是一片光明，于是我非常果断地结束了牌局，连夜收拾了衣服，准备天亮就出发。虽然这天晚上我手气特好，可我好歹还知道赌博和前途哪个更重要。这次我看得很清楚，只有傻瓜才会为了赢得牌局输掉人生。
母亲知道我第二天要去牛市长家，翻箱倒柜想要为找出一些礼物，掂掂这个不称手，看看那个不顺心。我说，您就别犯傻了，人家市长家，什么东西没有啊？母亲一拍脑袋，这不，你看我都老糊涂了，是啊，市长家什么没有啊！
母亲六十多岁了，她四十四岁生的我，所以特疼我，我也特会撒娇，初中二年级时还经常要老妈喂饭给我吃，高中一年级时星期天回家她早上得给我穿好衣服打来洗脸水挤好牙膏来着。如果有一天张一一先生杀人放火了什么的，文星镇的父老乡亲就会振振有辞地摇头说还不是张一一他妈溺爱惹的祸，《少年犯》那部电影里的母亲就是她这样子的啊；倘若有阵子张一一先生侥幸拿了个诺贝尔文学奖什么的，街坊邻居就会头头是道地赞扬还是张一一他妈教子有方啊！什么孟母三迁啦，什么岳母刺字啦，这会儿统统都一文不值了。这可是不折不扣的人间真理。
这个正月我一共才赌了十四场，十二胜一和一负，折合赢得人民币三千二百块，凑合着可以把四年来水涨船高的重修费给交清了，学费那里还是一大麻烦。不过乐天派张一一先生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总能宽容地安慰自己到时候山人自有妙计。
正月初九一大早，我乘坐最早的一趟火车奔赴Y城。我的邻座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她年纪在二十岁的样子（我从不敢轻易猜测女人的年龄，女人的年龄实在是深不可测，我的猜测每每错得很离谱），穿紧身的牛仔装，有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脖子上系着一条很别致的丝巾，看起来十分漂亮。
我喜欢系丝巾的女生，她们总能给我许多性的幻想。我总是幻想着和一个萍水相逢的系 着丝巾的漂亮女生在火车上一见钟情，然后两人心照不宣跑到洗手间里去莋爱。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浪漫非常刺激非常快乐的事情。
当然，这种绝大多数臭男人期待的艳遇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没有发生，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但它确实是让人充满期待的幸福。女人，尤其是漂亮的性感的女人，常常让我不自觉地突然勃起，刹那间让我产生许多创作的激情。女人的身体，实在是一件再伟大不过的艺术品。上帝，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我很熟练地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挪威的森林》，其实之前我从来没有翻开过这本书。我原来一直猜想这本书的作者村上春树莫非是个日本人，后来知道他居然还真是个日本人！看来我的猜想够威够力。
我之所以总喜欢拿《挪威的森林》做样子，是因为有本发行量挺大的什么杂志说现在的年轻人把听蔡琴的歌、看村上春树的书和王家卫的电影作为一种时尚。所以我每次坐车都会借一本这小子的书或者几张蔡琴的CD掩耳盗铃附庸风雅，无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