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我今天回过头去看我的学生时代。当年的我，并没有“婚外恋”的意识） 我记起我的童年。对面邻居李嫂有５个孩子，家境贫寒。孩子常以白薯（地瓜）当主食。这是穷人的早中晚三餐。我见了，特别心动，老是盯着他们的白薯。李嫂看出我的心思，常塞给我一块。母亲把门一关，说： “你怎么啦，家里有大米饭，有肉有蛋，你反而没有胃口，专门盯着别人家的白薯！你有毛病啊？” 这里面有个心理学问题。 当年我对数学、物理、古生物学、地质学、音乐和哲学……有种狂热劲，便是我童年时代两眼盯着李嫂孩子手中白薯的继续和扩大。两者的心理结构有相似之处。 其实研究哲学的快感或快乐，归根到底是把握、理解世界结构的满足。这比做皇帝还过瘾。因为皇帝的威风不过是统治一个国家，而哲学是个“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笔，贯穿天、地、人，一一串起、收拾，便是哲学——这是我毕业离校时的认识水平。算是一篇毕业论文吧，仅仅是业余的。 三四十年后，我的所有写作（包括迄今为止出版的四十六本书），统统都是这个“王”字的深入、详尽展开。我是为这个“王”字才朝气蓬勃地活在世上。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3）
如果有来世，我还会为这个“王”字燃烧。 其实献身于哲学更需要热情、激情，更需要上下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点着，让自己两头烧。 哲学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住，它的价值全在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一再说，从事哲学研究就是“朝圣”，向上帝走去。后来，好多次我看过藏民“朝圣”的纪录片，深为感动。好几百公里，一路跪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土地，动作一丝不苟。心目中只有神。 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至诚”。有了这份虔诚，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１９５９年，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叫“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团体或小组。在精神或思想上，我好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它的领导人是石里克，早年学物理，是普朗克在柏林的学生。整个团体成员有十来个人，学的专业多半是数学、物理，也有经济学家。他们的兴趣是科学的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我６年北大时期，“科学的哲学”是一个关键词。拿掉它，我的世界观便会轰隆一声坍塌，至少会严重残缺。“维也纳小组”有个特点：不定期在维也纳一家叫“中央咖啡馆”的地方聚会，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讨论哲学问题，人数不等，五六人，或七八人。指导思想是马赫的哲学。 当年参加咖啡馆神聊的有哥德尔，后来去了美国。在当代逻辑学中的地位，人们常把他同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相提并论，说他是“２０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 １９２４年“维也纳小组”开始以文会友。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哥德尔有时去参加有关数学、物理学基础的讨论。“维也纳小组”也在一家“拱廊咖啡馆”相聚。当时我多么羡慕这样一种自由讨论的环境和气氛！我希望北大附近也有这么一两家咖啡屋，即使是一杯清茶！ 比如不同系和专业的学生、助教、讲师坐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自由发表言论。如果这是当年北大、清华、南大、复旦、浙大、交大和武大……的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反右后的北大和全国高校，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咖啡屋或茶馆！ 主要原因当然不是物质条件。（并不要豪华的室内装潢和上等的咖啡。只要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外加几杯茶水）全部原因是不允许有这样开放式的、自由思想的讨论和聚会！ 北大６年，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学校附近（比如海淀镇）没有一家供学生和年轻助教自由讨论的咖啡屋或茶馆。写小说、拍电影可以反党，茶馆和咖啡屋也会隐藏着这种反革命团体的危险——笑话！ 卡尔纳普（Ｃ．Ｒ．Ｃａｒｎａｐ， 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也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他有本成名作特别吸引我：《Ｄｅ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Ｗｅｌｔ》（世界的逻辑结构），１９２８年。 光这个书名便让我热血沸腾，就像贝多芬的《命运》和《第五钢琴协奏曲》让我激昂慷慨，让我惊叹“天地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什么？世界还有逻辑结构？！ 我倒要看看！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惊讶永远是最最好的导师。一查目录卡，图书馆又有收藏，而且还有他的《科学的统一》（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４年；《概率的逻辑基础》（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５０年。 读这些书，对于我，就像过狂欢节。这是精神上的、世界观的狂欢节。更妙不可言的是：白天读这类书（即便不完全懂，只能看懂一半或三分之一），晚上又去朗润园欣赏海顿、勃拉姆斯和肖邦。肖邦一些小夜曲是甜美的忧伤、淡淡的哀愁（比如作品第９、１５和２２号），掏心揪肺，属于尘世的白日梦幻。 当这梦同世界的逻辑结构相碰撞、相交汇在我内心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还是陶渊明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学６年，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人生在世有些事物和意境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说出的。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性。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德、英文的术语“基础”、“起源”、“结构”、“原理”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正是内心的“世界哲学情结”。这才是叫开哲学王国大门的“芝麻芝麻，开开门”！ 二、 中国哲学智慧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成长是决定性的。从各个领域涌来许多信息，而且是属于世界一流，连二流都没有。我几乎要得“消化不良症”。 我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睡眠时间很少。洗衣服更顾不上，于是发生了几件衣服浸泡在脸盆长达一个月、水面上生出了一层绿色的微生物、发出一种臭味的事件。我只有对不起那几件衣服了。我牺牲了它们，缩短了它们的天然寿命，没有物尽其用，为了形成我的世界观，为了一搏，为世界观而搏。 有什么办法呢？每天２４小时是个常数。 星期六常有政治大报告，不得缺席。班级指定在一个地方，集体听，各自带自己的小方凳子。内容无非是“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热昏胡话。我低着头，好像在专心听。其实在走神，想心事，琢磨、消化我这一个星期读到的“结构”、“原理”、“法则”和“基础”……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4）
班级常有学习批判会，争论教学改革，辩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我心里早有定论：全是他妈的扯蛋！ 每个人都在演戏。至少我在演。大多是心口不一。都有一个假面具。有人扮演左派角色，有人居中，我只能偏右，但又不能太右，否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学会了把握分寸或尺度。有时也暴露几句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活思想”，然后遭到一阵批判，我只当他们放屁，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往心里去。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经典和名著（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一道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凡是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休想入侵，休想进入我的内心。我知道，凡是值得往心里去的，我可以卖掉裤子和毛毯。一旦有了这个标准或价值观，便宣告我开始走向成熟了。 在学习批判会上，我照样可以想我的心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是我多年炼就的一点功夫。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莫过于思想。思想能管得住吗？思想能约束得住吗？ “你不许往那里去想！” 能下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能生效？笑话！ 一个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 不错，强权、权势可以把某人关进大牢，但他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推理，海阔天空！因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朱文公文集》）不过中国哲学这个气魄很大的命题如果得到“实验加上数学”的支撑便会很有力量。 知识＋智慧＝力量 １９５８年秋天之前，我从没有正式接触过中国哲学。那年秋天，开学不久，我读到１９４９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写的一本论述物理学和哲学的书（英译本）。在书中，他引用了庄子一句格言。 当时我对这句格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或叫嗅觉，感到此中有真意。于是从《庄子》中查找原出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共十个汉字，呈诗的结构，从此格吱一声，推开了中国哲学宝库的大门。 在《庄子》的“外篇”，我还读到：“天地有大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命题。 比较一下，还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十个汉字更为言简意赅。关于庄子这句格言大训，我想说出以下三点： １．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学者估计被这十个汉字照亮内心世界的不知有多少。我只是其中一个后学者。一开始，我就把它同现代西方数学、物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即“天地有大美”）结合在一起。 “圣人者”即大数学家、大自然科学家。 ２． 十个汉字的醒世恒言是个伟大的空筐。要用现代科学成就去填它。永远不会有填满的时候。不填，空筐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大。 ３． 黑格尔说：最初的哲学是潜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