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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齿”赶忙说：“是呀是呀，哪个吃了豹子胆，敢说现在没有饭吃？我们刚才还把一缸缸的油、一篓篓的鸡蛋倒在泥里拌肥料呢。”说到这里他打住了话头，看他那样子好像挺揪心。接着他对他们说，“走吧，快回吧，日头都落土了，别黑了找不见路高一脚低一脚的。”
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直叫，还隐隐作痛。
我找到妈妈的住处，是一个由房东腾出来的半间屋子。靠墙放着的一张床至少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床前有一张带抽屉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口装衣服的木箱，靠门边有两把小木椅。就这几样家具，已经足以填满房子的所有空间，然而，在桌子里面的墙角，还隐蔽着一个简易的灶——三块土砖架起一只大砂罐——似乎还曾烧过火用它来做吃的。这样，整个房间就不能再有余地了。我试图在房间里找一点吃的，可是，翻箱倒柜，一无所获。
捱到妈妈收工回来以后，妈向我手里塞了一张饭票说：“你去食堂吃饭吧。”
我说：“那你呢？”
妈说：“你不用管我。”
于是，我去了。食堂在这个大屋场适中的一户人家，已经有许多大人和小孩从厨房墙壁上的小方窗里取饭，取了饭，就蹲在屋外的地上吃。我饿得挺慌了，觉得那饭特别香，忍不住狼吞虎咽起来。可是，耳边响起了刚才那抬死人的人说的话：“我们的粮食大丰收了，要省着点吃，不要再把人胀死了哟。”真的？我该不会被胀死吧？“吃慢一点，吃少一点”，我对自己说。心里想着，嘴却不听话，只是忍不住要吃，很快就把那一钵香喷喷的饭吃完了。
我回到妈妈身边，妈妈正在用火烧那只大砂罐。把砂罐烧滚了好一会，妈妈用勺子从砂罐里舀出一大碗像蒜头一样的白果子，然后，剥那果子吃。我仔细一看，咦，这不是野地里满地生长的“老鸦蒜”吗？我知道，这东西可以做猪草，却从来不知道人还可以吃哩。我随手剥了几个吃，觉得有点甜味，也像吃芋头那样软和。可是过了不一会儿，就觉得头晕晕的，一定是吃了老鸦蒜引起的。妈妈却把那一大罐都吃完了。
7 找吃的
原来，吃饭是食堂定量供应的，我吃了妈妈那一份，妈妈只好吃老鸦蒜来充饥了。我一时觉得那么难过。妈妈还要出夜工，却只吃了叫人头晕的老鸦蒜果，我这不是用我这张馋嘴吃着妈妈的性命？这也实在委屈了我，这悄悄来临的日子，我哪里有那个思想准备呢？
那倒进土里的菜油和鸡蛋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大跃进粮食大丰收了吗？菜油和鸡蛋不是吃不完拿去做肥料吗？为什么不能给妈妈吃一顿饱饭再去出夜工？为什么？
粮食是集体的，只有公共食堂才能做饭，每家每户的灶都拆了，锅也全部拿去堆在一起砸碎了，难怪我妈妈要在那个阴暗角落垒上这么个小土灶，要不然，今晚妈妈连老鸦蒜也吃不上。
为了找吃的，我跟随几个老太婆到大山里去采摘一种叫“饭萄儿”的野果。这种野果只比绿豆大一点点，成熟时是红色，熟透时变成黑紫色，吃起来甜甜的，沙沙的。我想多摘一些回来让妈妈吃，总比吃让人头晕的老鸦蒜果要强。我们翻山越岭找到一大片生长着饭萄树的山坡，树上结满了又大又黑的“饭萄儿”，真让人喜爱。我也来不及吃一些，就拼命地摘了起来。
有的时候，真能让人能碰上好运气。本来，那寂静的深山始终加给了我一种恐怖感，我边摘野果边提防着什么地方会不会突然钻出野兽来，在落满树叶的软绵绵的地上会不会踩着毒蛇。就在我很仔细地用眼光搜索着附近树丛的时候，我发现了地上有一堆形成圆圆的球形的树叶，我怀疑那里面藏着一条大毒蛇？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为了采摘那附近的野果，便找来一根长长的树枝，想法把那条毒蛇打死或赶跑。我小心翼翼拨开树叶，却出现让我喜出望外的情形——那里面藏着一只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的大刺猬。
我把我的收获带回家，妈妈做了刺猬肉，还把饭萄儿烙成饼，使我们全家人吃了这顿丰盛的“山珍”美味。在那为了吃而犯愁的日子，能够让我意外地逮着一只刺猬，这实在是上帝给了我一回恩赐。
我不禁想起有一首关于人民公社的歌：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儿越甜；
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
8 没有人被饿死
“我们的粮食大丰收了”，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从直觉中，我已经感到了粮食的匮乏，懂得了节约粮食的意义，因此，尽管我的本能促使我从心底里希望能有一些吃的东西来满足身体需求的时候，我仍然强制地忍耐着，从不向父母提出吃的要求。
这时，我和大弟同在父亲任教的学校读书，同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因为粮食的问题，我们不能想吃多就吃多，想吃少就吃少，每顿饭都是一样的定量。起初，为了这个定量，父亲征求我俩的意见，所谓“自报公议”。我首先说，吃二两吧（那时使用的十六两一市斤的市制称度量），可大弟却说要吃三两。为此，我恨大弟太不懂事：比我小还要比我吃得多？真不害臊。我用大大的眼睛瞪他，使他感到很委屈。其实，父亲仍然给我们安排了每顿三两的定量。
这样的定量吃饭，我觉得肚子整天都是空的，刚吃了饭，就盼着下一顿饭的钟声。我强忍着异样的难受，曾经忖度，做人，可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滋味吧？不是吃多了又会把人胀死的么？
学校放假回到家里，在生活上并没有好的改善，生产队食堂里正在试验从稻草中提出淀粉，母亲却常叫我回到老家剥一些枇杷树的皮来。
母亲把那种树皮在火上烘焦然后捣碎，用石磨磨成粉，再做成粑粑。这种树皮粑粑吃起来除了一种滑溜的感觉外，并不觉得难以下喉，在诸如棕树籽儿、老鸦蒜果、榔树皮、北瓜根、稻草淀粉等做成的食物中，还是最好吃的哩。因而，老家菜园地头上的那株高大的枇杷树，最终是我们把它的皮一层层的剥下来，给活活剥死了。
收获季节到了，生产队定下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人不得沾动稻田里的一粒谷子，哪怕是拣那收割时撒落下的稻穗也不行，一句话：不准下田——如果没有这样的纪律，谁能保证集体的粮食不受损失呢？
无意中，我打上了生长在稻谷中的稗子的主意。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趁大人们休息，我带上大弟悄悄到稻田里去刷稗子。我对弟弟说：“注意哦，千万不要带进了谷子，哪怕一粒也不行，要不然，‘缺牙齿’会把我们当小偷抓起来的，还有，千万不要把稻子绊倒，那样，会背上‘破坏生产’的罪名。”弟弟认真地点了点头，我俩小心翼翼地实施着我们的计划。
终于，我们被发现了，“缺牙齿”气势汹汹地来到我们面前：“呵，你们好大胆呐，敢到稻田里去？偷谷子呐。”他很仔细地翻看我们的口袋，最终没有找到一粒谷子，只好说，“去去去，回去，再别来了。”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有不小的收获。母亲把稗子炒焦，然后磨成粉，这样做成的炒面味道好极了，在我们看来，这是最最上等好吃的东西。我们分了一些给邻人，又带了一些给奶奶。大家对我的这种“创造发明”还一时传为佳话哩，只可惜，我们不敢再下田去刷稗子了。
有一天，大弟告诉我，他的腿是不是有些肿？我说：“你本来就是那么胖的嘛。”又过了一些天，大弟把腿给我看。我吃惊地望着他那双金黄色圆鼓鼓的腿，怎么像是熟透了的黄瓜？“怕不是大弟你真的病了？”我赶紧告诉了爸爸，爸爸立即慌乱地把弟弟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大弟害的是黄肿病，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得这种病，因为长期缺少营养造成的。大弟害了这种病，这本不是我的错，然而，我的内心是那么自责。在大弟为了身体的营养希望能够多吃一点的时候，我却那么狠心瞪他，难道我就不会想到他会垮吗？大第需要长期治疗和营养而辍学了，或许因为这一次的原因，他从此没有再上学，因而，改变了他可能是另一种命运的命运，同时，也在我良心的天平上压上了一个很不平衡的砝码。
我隐隐地觉得，如果有谁想说没有饭吃，那是一个非常忌讳的说法和严肃的问题，一定会和反革命扯上线。尽管那个修水库的人因为吃饭而死了，那是他吃得多了胀死的。因此，谁也没有说没有饭吃，更没有谁也说饿死了人，靠着那些树皮、野果和野菜，我确实没有发觉我们这里有谁是被饿死的。
9 奶奶的死
在那些日子，奶奶几乎是被遗忘在一边了。生产由生产队统一派工，劳动力都要出集体工，任何人不得请假，常常是没日没夜。为了便于指挥生产，所以，全队人都集中居住，还办了食堂。奶奶一个裹了脚的小脚老太婆，在田里能干什么活呢？因此，她没有被集中，大有可能被看成是生产队多余的人。母亲被卷在“一天赛过二十年”的大浪里，有多少时间来照顾奶奶？是可以想见的。有时，我想到奶奶，就回老家去看望她。
我发现奶奶一天比一天憔悴，背也驼起来了，常常不断地咳嗽，情绪也一天比一天糟。有时，我看到奶奶毫无顾忌地把好端端一件家具打烂做柴烧，这是对比她本来是最惜疼东西的反常的举动。我的到来，似乎并不使她感到安慰，她显现出来一种异常失望的情绪。
在大家被“集中”以后，我们这个只剩了奶奶一个人居住的屋场被安排成为工副业场所热闹起来，先后有好几批人住了进来，这使奶奶本不应该再感到寂寞，但是，奶奶对待这些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