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太婆，讲一口流利的北京普通话，据说是从北京调回老家来的。我每每到图书室去向她咨询借书时，她总是很乐意根据我的年级水平推荐给我让我得以入胜的那些书，后来，她甚至将一张她亲手特意为我制作的图书目录拿给我，我这才觉得，她原来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图书学者，还不仅仅是保管图书的人。
我从踏进课堂的第一天起，就十分喜爱新书散发的油墨香味，十分喜爱教室里鸦雀无声而便于听到同学们翻动书页的声音。我把这种嗜好一直保持了下来。因此，我对每一门课程的科任教师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每一堂课我都力求弄得彻底明白。
数学老师是刚从师院毕业分配来的。他到任以后的第二学期，手腕上就增添了一块银光发亮的手表。或许因为表带松大，他的手表常常不自觉地从衬衣袖筒里跑到手腕上来，他便用沾满粉笔灰的右手腕将它往上蹭一蹭，每堂课有无数次这样的动作。同学们背地里说老师在卖弄他的手表呢，而我却专心地听他的公式推理过程。他在黑板上将一个算式很合情理地很快变成了另外一个算式，在我看来，就像变戏法一样有趣。
外语我们学的是俄语，那时候，就我们对知识的了解，还不知道地球究竟有多大，世界究竟有多少个国家，但略知一二的是美英帝国主义、美国野心狼、苏联老大哥等几个抽象的概念而已，从毛主席的“老三篇”中了解到白求恩，从而有“国际主义”的抽象感念。至于国际形势，我相信即使老师也不会真正了解，其实，我们作为未来国家的“栋梁”，是应该对自己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可是我们不曾，这是作为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略的。我们只能从“超英赶美”的口号中，感觉似乎积聚着一股顽强抗争的能量。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饥不饱腹，衣衫褴褛，工业贫弱，被跻身在联合国之外，国家的领导人是何等的忧心忡忡。而因为我们大家并没有这样的忧郁，所以，我们学习俄语的热情被大打折扣，流行着：“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我又不出国，学它做么的”这样愚蠢的口头禅。常常俄语课堂的纪律一团糟，老师的教学一筹莫展。为了提高学习兴趣，老师物色了几名俄语学习尖子，用俄语写信到苏联找朋友，不久，居然收到了回信，有的还有照片，令我羡慕不已。于是，我在俄语学习上略有了一些兴趣，但是，这种兴趣是脆弱的，因为只是为了“找朋友”这样幼稚的理由。
地理老师是一个戴着深度老花镜的老头，他明明听到在后排座位上有人在小声说话，可他的视力却不能及。他只好打住话头，把他的秃顶伸向我们，从老花镜框的上方射出沉肃的目光。他还是不能有所发现，窃语继续着。他只得放下手中的讲义夹，抄起教鞭步下讲台来，窃语声方才停止。他这才回到讲台上重新搜寻刚才的话题，而刚刚平息的窃语，却不知又从那个角落响起来了。因此，我怕上地理课，也怕在那样的时候在心底会生发出对一位长者的怜悯心而感到对师长的不够尊重。我感觉得到，这些辛勤的“园丁”为了我们这些“嫩苗”而付出着艰辛的汗水。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除了每周的政治课以外，还经常在全班读报。
报纸上似乎很少各地新闻，多是政论文。什么“*苏共中央公开信”，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什么“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的知识面尚很狭窄，哪能弄得懂这些概念？即使至今，脑子里也没能留下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印象。不过，对“为人民服务”、“学雷锋”、“斗私批修”还是印象深刻。
这个时期，毫不夸张地说，真正达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当然，大家几乎都不拥有值钱的东西是一个方面，但大家都以不遵纪守法为可耻，若是有谁因犯罪而服刑，即使刑满释放也是无颜面对街坊的，甚至其家庭、家族中的成员也跟着硬不起腰杆。所以，在学校，大家争着做好事，把所做的好事记载在班级上的《好人好事登记簿》里。有一次回家，我要走60华里路回校，在路上，一位大嫂抱着她的还幼小的孩子，还有个大包袱，于是，我受到雷锋精神的激励，大胆地走上前去帮她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同行了20华里，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请讲出来，只是内心感到*。
“斗私批修”是一个让人有几分腼腆羞涩的政治活动，就是从思想深处挖掘出自己丑恶的念头公之于众，所谓“斗私不怕丑，批修不怕疼”，亦所谓“触及灵魂”，就像信基督教对神的忏悔，但往往会招致别人惊愕，也给自己真的惹来“杀身之祸”。
“同学们！”有次班级“生活会”上一位同学“斗私批修”说，“我从内心深处对不起毛主席，因为，我们学哲学不是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嘛，那么我就想，毛主席能一分为二吗？如果能，那毛主席也难免会犯错误，毛主席有什么错误呢？因此，我为自己有这个想法而感到自责，对不起毛主席，向大家做出深刻的检查。”
“毛主席能一分为二吗？”团支部书记说，“不能，毛主席只有功劳，没有错误。”
“或许毛主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拿毛主席举例不妥。”
“快些莫说了，会追查的。”
……
大家七嘴八舌，弄得那位同学急得面红耳赤。
班主任老师听到这件事，立即很严肃地说：“同学们，开生活会就要动真格，这位同学提出这么深刻的问题值得肯定，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个话题毕竟太严肃，也没争论的必要，所以到此为止吧。”
同学们听出了老师讲话的含义，全班鸦雀无声，我捏着的心也才松弛下来。
劳动课是每周半天，学校有农场，总务处分管着鱼塘、菜地、藕田，还有食堂需要人力抽水、帮厨等等，有得事做。大家由班级的劳动委员分配工种，各班轮流，倒也秩序井然。
这天，我被分配挖藕，已是寒冬天气，下到泥里，冷气刺骨，只有靠不停地用力来驱逐寒气。挖出的藕洗好以后，有同学忍不住偷偷地掰下藕吃。然后，我们抬着藕匡走向食堂，却见食堂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学校栽藕
集体所有
挖藕吃藕
多么可羞
分明是刚才写的，那毛笔字的墨迹还湿湿的呢。吃藕的同学吐着舌头，感到一阵羞涩。
13 供销社玻璃瓶里的饼干
假期总算盼来了，我从学校回到家，毕竟，我的体力增长了些，到家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见到母亲和弟弟们，就有那种久别重逢的特别的亲切感。我没有发现三弟，就问妈妈：“三弟呢？”
“是呀，”妈妈也正想着他，“他上山砍竹子去了，吃过早饭就上了山的，不晓得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知道了，三弟上山是砍那种可用来破篾或做篱笆或搭瓜架的山竹，是山区的出口土产，每百斤六毛钱，供销社收购的牌价。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也应该下山了呀？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他还只有十二岁呀！我急切地上山去接应他。
我顺着上山的道路，一路小跑，也顾不得一天行路的疲劳，拨着路边的灌木和荆棘，迅速地上到山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山在灰暗色的天幕上显现出它高大的剪影，不时有还在寻找窝巢的小鸟在附近树丛里发出“扑腾” 的声响 。 我站在山顶大声呼叫 ：“ 三弟——三弟——”没人回答。想到三弟可能发生各种不测，我心急如焚，顾不了害怕。好在想到了三弟可能已经下山去了供销社，我紧缩的心才稍微松弛下来。
我摸黑向三华里以外的集市跑去。供销社周围静悄悄的，不像还在进行收购业务，只有从供销社敞开的大门里射出煤油灯昏暗的光。我一头扎进供销社去，向四下里张望，啊，终于发现了三弟。他正伏在一只货柜架上，眼睛直瞪着一只玻璃瓶里整齐地装着的圆饼。我去碰他时把他赫了一跳。然后，他对我说，他想买一块饼吃。那圆饼一毛钱一块，他一整天的收获是二毛六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走吧，快回家，那东西有什么好吃？”我拉起他就走。到大门口了，三弟还回头远远望着那只装饼干的玻璃瓶……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此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每每让我回想起来就感到在弟弟们面前的又一次自责。我十二岁的三弟，用他那稚嫩的身体，挨了一整天饿，从大山里驮出了四十多斤重的东西换来的钱，我怎么就不能让他买一块饼尝尝呢？这钱，他本来也是舍不得花的呀！要不，他怎么就伏在柜架上犹豫了那么久？
14 中学的课外生活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父亲去了一次学校（当然，父亲不只去这一次）。父亲此行的目的，是决定我中考将报考怎样的学校。父亲和我的班主任老师——好炫耀自己手表的我喜爱的数学老师——做了一次认真地谈话，我听到的。
“这孩子思想活跃，很有潜力的，”老师对父亲说，“上高中怎样？当然，这对家长的经济压力会大些，但有利于孩子有更高目标的追求。”
“那好吧，就照您的意思。”父亲爽朗地同意说。我知道，父亲很看重我，决定我的前途他当然是慷慨的，这个决定意味着还要负责我三年学费的代价呀。
本来，我打算报考师范，师范是免费的，毕业后就有工作，就我家这样的经济窘况，这可能是明智的。可是，父亲却让我上高中。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的信任，也是父亲对我的期望。从这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