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 第134部分

　　　　两个师的部队，分成四路，都打着十八兵团的番号，前面由军宣传部刘肖无同志组织的军乐队高奏军乐，先在西门，后在南门、北门、东门欢迎“华北兵团”，老百姓沿途到处设置了茶水站，军管会和城防司令部都派人去迎接。6月7日，十八兵团一个先遣师到达西安，再一次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了热烈欢迎。这些活动迷惑了敌人，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和敌机侦察很快传给了胡宗南，使他终未敢轻举妄动。

　　　　当时，每一次欢迎解放军进城，我都在东大街挤进欢迎的队伍中欢迎解放军。看到解放军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行进在大街上，真是振奋人心，特别是看到六个骡马拉着的大炮，更吸引了欢迎的人群，真是威武之师。“热烈欢迎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西安的上空。

　　　　　　我军指战员进入西安以后，自觉遵守城市政策和部队纪律，对人民群众秋毫不犯的行为，受到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有些部队一时找不到住房，就露宿在街头。五十团二营抢渡渭河后，不少战士赤脚追击敌人，脚掌都磨出了血。当他们攻进火车站时，正好车站上堆着几堆鞋子。却没有一个战士擅自拿鞋穿。部队进入董钊的司令部后，里头到处都是衣物、食品、用品，虽然部队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却没有一个人随便去取。入城后，组织部队进行巡逻，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解除了工商各界人士的顾虑。有两位中医大夫，一位叫沈超伯，一位叫吕寿昌，称誉我军为“仁义之师”。为了支援我军解放大西北，他俩自动捐赠了1000多袋中草药。许多学生、教师、市民主动送来慰问信、慰问品，深刻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戴之情。

　　　　5月24日，贺总和贾拓夫等同志来到西安，立即宣布成立西安市军管会，由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根据野司命令六军将新组建的十八师留下，守备西安。


　　　　踊跃参军


　　　　西安解放后，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明的纪律，英勇战斗的精神，使西安市民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为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战斗的军队，在家长的支持下，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和西北军政大学。仅六军随营学校在西安十多天里招青年学生400多人，其中女的40多人。

　　　　6月10日上午，我在东大街遇到了杨晟、杨静两位同学，他们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在他们动员下我与他们一块到了西大街乐育中学六军随营学校报名处，负责报名的同志问了一下情况，让我写了一篇作文，填了一张表，当即同意我参加随营学校。

　　　　学校的后勤人员给我发了军被1个、粗布军装一套“八一”军帽1个，军鞋一双等等物品，将我编入二中队十班。同志们帮助我将军服穿好，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和军帽，从此，我便光荣的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战士。

　　　　就在这时，“宁青二马”企图反扑西安。为保证随营学校的安全，随校迁到坝桥附近的雾庄村进行学习训练。

　　　　随校刚迁到坝桥雾庄村，校部发生了枪支走火致人伤亡的重大事故。校部首先在学员中进行了枪支弹药严格管理的注意人身安全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枪械的性能、折装和保养方面的知识，这是我入伍第一次接受的军事知识教育。

　　　　随校开展了诉苦教育活动。诉苦大会上，同学们分别控诉了其家中在旧社会受地主恶霸剥削压迫之苦，遭受国民党部队残害毒打之苦，有的同学控诉了在学徒期间受到虐待的痛苦生活，使学员们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明确了为谁革命的道理。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组织学员进行政治学习，副校长刘鹤，教务处正副主任陈有泉、姚文和队长杨凯，指导员魏浩分别给我们讲授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著作，使我们认识到，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农民，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义的新中国。用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头脑，初步树立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进行队列训练和军纪队风教育。周永祥文化教员教唱《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革命歌曲。排演活报剧、扭秧歌到附近的村镇进行演出宣传。只要全校召开大会就进行啦啦队式的唱歌比赛，整个校园是一片响亮的歌声。星期天时组织我们到坝桥河中洗澡、洗衣服、抓鱼、摸螃蟹，改善生活。


　　　　打败胡马的反扑


　　　　我军解放西安后，彭总指示：“根据敌我情况，对胡宗南匪部不必穷追，应固守西安，待敌反扑”。果然不出彭总预料，由于胡宗南集团的撤退，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军即处在我军威逼之下，这对我军机动歼敌极为有利。马家三巨头（即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为了巩固其在西北的统治，遂由马鸿逵出面向蒋介石请缨，愿出兵协同胡宗南收复西安，为表示诚意，还令甘肃省主席郭寄峤把他的保安队和王治岐指挥的一一九军开往风翔，编入宝鸡兵团的战斗序列，由胡宗南统一指挥。

　　　　蒋介石收到马鸿逵的请缨电时，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一面复电嘉勉马鸿逵，一面令胡宗南协同马家军迅速出击，务必收复西安。于是，胡宗南、马鸿逵调兵遣将要反扑西安。马鸿　逵将他的部队扩充为宁夏兵团，下辖两个军六个师，两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约4万余人，由他的次子马敦静任司令，卢忠良任赴陕军指挥官，开往甘肃平凉一带，与青海兵团会师陇东，驻在陇东的青海兵团也辖两个军六个师，两个骑兵旅和两个炮兵营，4万多人。这两个兵团均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指挥。而胡宗南的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沿渭河两岸由武功、周至一线向东出动。

　　　　5月下旬，彭总在太原战役取得胜利后，回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面对气势汹汹的数十万敌军，他精心运筹，指挥若定，一面命令十八、十九兵团马不停蹄地向关中挺进，一面部署现有部队，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马军一个迎头痛击。彭总分析：胡、马两家历来明争暗斗，胡宗南丢了西安不好交待，而马家军请缨出兵，为的是攫取西安。马家军内部也有分岐，马步芳想打出潼关，野心很大，马鸿逵想保住地盘，不愿把本钱输光；马继援年少气盛，十分狂妄，自认为天下无敌。彭总信心十足地鼓励大家，敌人内部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战略方针，我们要集中兵力给敌人沉重打击。

　　　　按照彭总的部署，野司各纵队经长途急行军到达指定位置：一纵住扶风、益店；二军在降帐、武功；三军在乾县；四军在仪井、临平进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各部队还派出一部兵力和侦察人员向北侦察警戒。六军集结于西安市郊区，待机参加打击胡、马之反扑。

　　　　6月10日，　宁马进至崔木、　鄢寨、铁佛寺；青马进至监军、永寿地区，并向我关头镇、杨峪镇、注甘等地作试探性进攻，均被我军击退。11日，敌向我主阵地猛扑，激战一日，当晚敌以千余人伤亡代价占我关头镇、注甘等地。同时，胡宗南主力向蔡家坡、岐山线攻击。13日马家军进至咸阳外围，以集团式冲锋，向我咸阳猛扑。经我军猛烈炮火予以重创，敌死伤二千余人，未敢再攻。马继援贼心不死，亲率他的一二四师和骑兵八旅窜到咸阳以北，遭我炮火猛烈反击，损失惨重，只得留下200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进到渭河北岸边的胡宗南部见马家军受挫，恐惧尤甚，慌忙后撤。6月21日，我六军在礼泉县五家堡和马继援的八十二军遭遇。指战员同仇敌忾，斗志激昂，在友军的配合下，激战一天，毙俘敌二十四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二军在郿县以东槐芽镇歼敌一六五师大部，俘敌师长孙铁英以下2000余人。我军乘势发起猛烈攻击，再次攻克礼泉县、乾县、兴平诸县，共歼敌人3万余，胡马敌军精心策划的这次反扑西安，遂成泡影。此次战役打退了胡马敌军对西安、咸阳的反扑，巩固了西安与关中广大地区，为华北部队入陕作战所需的物资创造了条件。


　　　扶眉战役


　　　　6月中旬，我十八兵团全部集结西安、咸阳附近。十九兵团，也于6月底抵达三原、泾阳地区，我军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共三十四万人，与胡马敌军二十七个军七十四个师，共三十八万人相比，数量大体相等。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人则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面对我主力的只有胡宗南七万余人，青宁二马八万余人，合计十五万人。因此，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和我军在西北大兵团作战的需要，野司决定将原西北人民解放军编成两个兵团，以一、二、七军组成为一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三、四、六军组成为二兵团，由徐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委、徐立清任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7月6日，彭总在西安召开军以上的前委会议，会上彭总讲了敌人布置设防的形势，胡宗南的五个军集结于武功、扶风、郿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