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临汾，其后方兵站设在黎城，仅有守敌100余人。
陈皮三八六旅决心以一个营兵力强袭黎城，诱潞城、涉县之敌来援，以旅主力伏击援敌。
根据部署：七六九团以一个营袭击黎城，其余两个营部署于东西黄须伏击涉县来援之敌；旅主力位于神头岭附近，七七一团位于张村、王家庄，并派出一个连伸至潞河村游击，相机焚毁浊漳河大木桥3七七二团位于神头村、申家山、李家庄，并派出一个连向潞城游击；补充团位于鞋底村、薛家庄实行三面埋伏。各部于3月16日4时按指定位置进入埋伏地区。
16日拂晓，七六九团按计划袭击黎城，潞城之敌1500余人急急出援，9时许，进入三八六旅伏击圈，遭七七二团二营猛力打击，陷入混乱，其先头部队同时遭王贵德所在部队七七一团拦击和补充团侧击，敌负隅顽抗。此时，伸至潞河村的七七一团一部在战斗开始时将浊漳河大木桥烧毁，使神头村之敌不能过河，黎城之敌受阻。七七二团向潞城游击部队四出佯动，潞城之敌不敢倾巢出援。战至午后1时，潞城出援之敌大部被歼，午后1时至2时，潞城出动2批援兵，试图前出接应，均被七七二团击退，共击毁汽车5辆，残敌逃回潞城。至此，战斗胜利结束。
此战，歼敌1500余人，俘敌8人，击毙敌军马300余匹，缴获长短枪550余枝，轻机枪一挺，子弹12000余发，地雷28箱，药品6箱，骡马700余匹。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是“吸敌打援’’歼灭其援军的最好战例之一。日军称之为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
1938年3月，驻守河北县、山西县日军部队，每日汽车运输频繁。一二九师为打击敌补给线，集中3个团兵力，设伏、打援于涉县、黎县之间的响堂铺地区。
3月31日9时，日军汽车180辆，载掩护部队170余人，携炮4门，由黎城开来，进至响堂铺，即遭一二九师猛烈打击，激战约2小时，解决战斗。战斗打响后，涉县、黎县之敌共约600余人来援，被一二九师两翼阻击部队大量杀伤，将敌击退。此战共毙敌少佐以下400余人，击毁汽车180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1938年4月，日军为消灭八路军晋东南部队，以一O八师团为主力，纠集10余个联队3万以上的兵力，由榆次、太谷、洪洞、邢台、平定、涉县、长治、屯留，兵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合击歼灭八路军主力于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
八路军“总部”制定集中主力破敌一路，以一部兵力牵制其他各路的作战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主力即由辽县以南，向东进至合击线外地区。10日前后，东、西、北三面进犯之敌相继侵入抗日根据地，平定一路之敌进至辽县以东，其它各路遭八路军内线部队阻击迟滞，日军合击计划完全落空。
南面之敌日军主力一O八师团步骑兵6000余人，也同时分两路北犯；一路以一O五联队为主，由长治经襄垣向辽县进犯；另一路以一一七联队为主，由屯留经沁县向武乡进犯。
上述两路日军窜入辽县、武乡后，不断遭游击武装袭扰，陷入饥疲恐慌困境。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抓住战机，当即于14日指挥师主力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以打击武乡之敌。敌一一七联队见势不妙，于当日黄昏弃城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王责德所在部队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河平行追击，复令七六九团随后跟进。
16日拂晓，两路纵队将敌一一七联队夹击于长乐村地区，截为数段，围歼该敌。此战，八路军一二九师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
长乐村战斗之后，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先后收复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等县城，使长治之敌完全陷于孤立。
27日，长治之敌向同蒲铁路南段撤退，遭八路军三四四旅和决死一纵队截击，伤亡近干。至此，日军“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在这场战役中，王贵德等团首长率领七七一团奋勇作战，痛歼日寇，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8 年 8月，王贵德被提升为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委。
1938年冬，侵华日军将其作战重点指向平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总部决定以3个师的主力分别经略冀中、冀南平原和山东地区。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及先遣队一部，从太行山出发，越过平汉路，挺进冀南平原。王贵德等团首长率七七一团征战冀南，反击日军“大扫荡”，为巩固冀南根据地，再立新功。
1939年夏，华北日军将作战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一二九师主力由冀南返回太行山，与留守该地各部协同作战，粉碎了日伪军5万余人的夏季“扫荡”。
1940年7月，上级调王贵德任冀南军区新编第九旅政治部主任。
129师进入晋东南
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11 月8 日的电报中说：“129 师全部在晋东南，120 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11 月9 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11 月13 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在同一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4 点，形成了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4 个战略支点。115 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 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 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 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129 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129 师党员、干部会议，是129 师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129 师今后的行动方向与任务。当刘伯承宣布“129 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 师与八路军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此后，129 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广阔区域内。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当刘伯承将769 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考前清秀才。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你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汪乃贵愉快地答道。从战略转变后到1938 年4 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 师将64 个连队中的41 个连队，占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