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作战中，我军曾一度包围驻扎在濮阳巩庄的石友三39 集闭军总部，石友三甚为恐慌，给被围在观城附近的石友信发一密电，令其速去清丰联络日军出动“扫荡”石友信接电后，连夜派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将其部队伪装成八路军，混出了我包围圈，到清丰城内与日军取得了联系。次日，石友信教导师与日军1 个联队并肩出动，一起向我进攻，给石友三解了围。当晚，日军和石友信部一同宿营石友信派人抢杀老乡两条牛慰问日军。不久，石友三又先后派石友信到济南、开封、北平，找日军头目联络，与日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我军从战斗中缴获的石友三的密件里，还发现石友三派人到郭城向日军报告石部移动和部署等情况。
石友三勾结日军臭名远扬，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声名狼藉。高树勋受命，于1940 年底，杀掉了石友三。
在讨石斗争中，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冀南、鲁西、直南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有力支援。这些地区的群众是石友三制造磨擦的直接受害者，对他无不切齿痛恨。讨逆战役打响后，群众十分踊跃地支援我军，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疲劳，不怕牺牲，为部队运送弹药、粮食，抬担架，救伤员，战斗打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到哪里，有力地支援了讨逆战役。几次讨逆斗争的胜利，沉重打一击了汉奸和亲日派的反动气焰，除了华北几大害，大大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争士气，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到达冀南。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主任公署在南宫召开万人欢迎大会。鹿口头上表示抗日要依靠八路军，但会后不予合作。年底，国民党又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任命石友三为付总司令。石部自鲁南进驻冀南。与鹿共同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石勾结日寇任命第二县长，第二区长。推行保甲制、摊派制、对八路军实施武力进攻。一次扑杀清河县大队长宁心力等同志及家属50多人。为保卫根据地，党中央命令129师集中冀南、冀中军区25个团，由宋任穷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统一指挥，发起反顽讨石战役。当时，石部共有兵力1·7万人。像一条长蛇自山东盘踞到南宫、威县、清河、冀县、枣强一线。宋、程遵照师首长“从敌腰软肋处砍断其长蛇阵，在运动中消灭顽军”的指示，对石友三顽军发动了三次战役。第一个战役于2月9日打响，东纵在清河县狼窝消灭敌军一个团，在威县史家庄、枣科歼敌两个营；在威县干集重创敌181师。顽军主力南逃下堡寺、摇鞍镇地区，被歼2000多人。石友三率部突围西窜。第二个战役即卫（河）东战役，于6月下旬打响。当时，石友三由国民党支持，纠集2·5万人，在日军掩护下，企图卷土重来。宋任穷先发制人率部东渡卫河配合杨勇、杨得志再次重创顽军。第三个战役打响时，石已面临末日，凭借深沟高垒龟缩待援。我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从军事上逼近顽军，缩小其占领地；一方面向群众揭露石友三勾结日寇充当汉奸的罪恶勾当，并采取空室清野，断其粮源。使其军心涣散，大批下层军官和士兵逃亡。
国民党当局面对声名狼藉的石友三大失所望，于1940年11月4日将其杀掉。
这时日军又发动大规模扫荡。冀南主任公署随部队撤出南宫转入乡下。经我军大力反击，日军撤出南宫逃往新河。鹿钟麟趁机率部进驻南宫。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撤销主任公署。宋任穷多次与鹿谈判，鹿不知悔改。129师首长刘伯承、彭德怀与鹿会谈。鹿依然阳奉阴违毫无诚意。正在威县北部指挥反扫荡的宋任穷决定略施小计将鹿轰出南宫。他写给鹿钟麟一封短信，并召见青纵七七一团政委王贵德面授机宜。命他率一个营的兵力开赴南宫依计而行。
一天傍晚，王贵德率部奔赴南宫。进城后即下达命令：
“一连，占领南宫四门！”
“二连，到北关监视鹿的河北民军，并在北关号房。”
“三连，到各街道号房！”
各连队雷厉风行进入战斗位置。一城四关各街道、胡同大部分住宅都写上了“xx排”、“xx班”字样。城内居民奔走相告：“八路军又打回来了。”
鹿钟麟闻报后，坐卧不安夜不成寐。次日晨，门卫报告，八路军青纵七七一团政委王贵德求见。鹿说：“有请。”王贵德进门后向鹿郑重行礼。鹿欠欠身说：“前方将士，劳苦功高。请坐，请坐。”
王贵德拿出宋任穷的信说：“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命我将这封信面呈鹿主席。”鹿打开仅有一页的信纸默读：“鹿主席，我正在指挥部队打击敌人，先派七七一团政委王贵德与鹿主席联系，并保护鹿主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将于近日返回南宫。我随公署机关到达南宫后再去拜见鹿主席。”
鹿钟麟见信上未提他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事，长出了一口气，随手将信放到桌上。问道：“宋主任没让你捎什么话吗？”
王贵德郑重而有礼貌地回答：“宋主任让我面告鹿主席；转移农村指挥反扫荡作战的冀南党政军机关将于近日凯旋。回南宫后，宋主任要亲自面见鹿主席汇报反扫荡战况。
“那好、那好。”鹿钟麟尴尬地说：“我、我……我等着欢迎前方将士凯旋，为……前方将士庆功。”
王贵德回到驻地，侦查员报告，鹿钟麟的民军已经撤出南宫。接着又见鹿率其省府人员和警卫部队撤出南宫东门。
两天后，冀南公署党政军机关陆续凯旋回到南宫。宋任穷谈及此事时说，古代军事家孙膑在马陵之战中，用“增兵减灶”之计取得了胜利。我这次用的是“大量号房”之策，轰走了鹿钟麟。可以说是“增兵减灶”的反用。
1939年6月19日青纵771团副团长徐绍华率该团二营于巨鹿北无尘伏击日军汽车4辆，毙伤敌40余人，铁牛 吴建中，打坏敌汽车2辆，烧毁1辆，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掷弹筒2个。
徐绍华1940年8月任八路军七七一团团长，参加“百团大战”，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杜义德回忆：在新四旅序列里
1940年6月，一二九师进行了整编，将冀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军分区基干部队一部，统一编为9个野战旅，按照129师的统一编制序列，青年纵队改编为新四旅；东进纵队改编为新七旅；先遣纵队改编为新八旅；冀南各分区部分基干部队和军区特务团一部编为新九旅；晋冀豫边区纵队一、三团，保安六团及平汉纵队编为新十旅；冀西游击队、边纵二团、宗树阁大队及赞皇独立团等部编为新十一旅。陈再道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10月我被调到新四旅任副旅长，徐深吉为旅长，吴富善为政委，李茂思为参谋长（后叛变投敌），袁鸿化为政治部主任。新四旅同时兼第二军分区的工作。
我到职后，首先投入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总的战役行动，继续破击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公路，并消灭沿路和修路的日寇、伪军，以扩大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破路前，我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对日寇早已恨之入骨，求战热情特别高，个个摩拳擦掌。当时我说：仗是有打的，但要打好，不能打成夹生饭。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与地方党、政机关和民兵搞好协调工作，革命的热情要加上万无一失的科学准备，才是取得圆满胜利的法宝。大家听了十分振奋，战斗开始后，部队先把日寇消灭掉，接着数万名民兵在地方党、政领导带领下，一齐上阵，搬铁轨、烧枕木、挖沟破路，老人、妇女、儿童送水送饭，并以大量的粮食、萝大白菜支援部队。按预先分配好的任务，人人争先恐后，都提前完成了破路任务。这一阶段，我们共进行大小战斗105次，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俘日军7人，缴获炮、机枪、步枪100多件，掀翻铁轨、毁坏路基40多公里，破坏公路140多公里。我军伤700多人，牺牲300多人。这次破击使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很长时间处于瘫痪。日寇在当时对百团大战是这样描述的：“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华北治安报》）。可见，百团大战的重要意义。
我军出动共105个团的兵力，在整个华北地区破击日寇交通线，攻占其据点，反击敌“囚笼政治”的“大扫荡”，克服国民党投降危机，进行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行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日寇侵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树立了战胜日寇的信心，阻止了蒋介石的投降阴谋活动，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在历史上已成为光辉的一页。在这一页光辉的历史上，也有冀南军区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辉煌篇章。
从1941年起，我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艰苦的一段历程。
1941年以后，日寇惊恐万状，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他们加强了对我军的扫荡和攻击。日寇增加了兵力，加强了火力装备，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扫荡”，在这期间，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于1942年5月25日壮烈牺牲，我们冀南军区也牺牲了多名领导干部，包括一些优秀的团长、政委。可见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艰苦抗日岁月里，斗争是多么残酷，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