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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内不要露面，装作失踪了。”
“那您怎么办？”我在为她的处境担心。
“没事l我在这儿也是个头儿。”说完，她轻轻地把门关上了。
我按着朱迪指的方向跑着，只感到浑身冰凉。我只穿着一件单衣，湿漉漉地粘在胸前，一点也不暖和。
这时，我发现我是在一个酒吧区里，到处是“呃”、“俄克拉荷马”为名的破
旧的小酒吧。喝醉了酒的水手蹒跚地从一个个酒吧出来……
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这个不祥的街头，奔向比较明亮的另一头。
我似乎觉得身后有砰砰的脚步声，所以，我不停脚地磕磕绊绊地跑着。
我踉跄地跑过两堵墙，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有围墙的圆形露天剧场。在围墙和圆柱之间的空地上，按不明显等级排列着几十个姑娘，不同程度地脱去了衣服。男人们象扑灯蛾似地围看她们。
这是纽约有名的旷地妓院。我吓得心里怦怦乱跳，猛地窜到一根柱子后面。这时，我看到有一双敌意的蓝眼在监视我，原来是一个黄头发的女人，渔网似的衬衣下露出那丰满的胸
脯。
“走开！”妓女显然把我当作外地来的一个竞争者。
我终于找到了围墙的另一个入口，从这里穿过一道铁门，再拐过第七街，向南走五里地，就是中国领事馆。我终于闯出了旷地妓院，来到～条明亮的街道，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这时，一辆出租汽车驶来，我拦住了它。司机探出头；上下打量
着我，问：“去哪儿？”
他是个年轻小伙子，样子不凶，也很和气，不象坏人。
“去中国领事馆。”
他打开后车门，我费力地爬进汽车后座，全身瘫软得象一团乱泥……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
斯特津：
爱德华的北京之行，竟然一事无成。蓝爱兰不来，连蓝冬也不来了。是什么原因？是谁搞的鬼？难道真的是爱德华？
夏南在海伦医院时，据马丁？巴德院长透露说，爱德华与她关系暖昧。我对此还并不相信。因为我有恩于爱德华，他也真心忠于我。几年来的实践能说明这一点。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把夏南转移了。尽管如此，对于爱德华，我依然是信任的。
可是他的北京之行却使我大失所望。
杰克？杰佛里在北京给我打电话说，爱德华的行为可疑。但又提不出证据来。这帮窝襄废！
我决定最后考验一次爱德华，以决定我对他的取舍。让他去疯人院把夏南带来。我不仅安排了盯梢的汽车，还在他的汽车里装了遥控窃听器。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就可以窃听到爱德华和夏南在汽车里的谈话。
我在以镜为墙的房间里踱着，心情有些烦躁，也有些紧张。望着镜子里的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尽管我的身躯也算是高大、魁伟，花白的头发与保养很好的面
色也显得十分有派头，但是在以镜为墙的房间里，我这人就显得渺小了。
最近，接二连三的打击，我一生为之骄傲的自信心几乎丧失殆尽。每天，我前往哈罗德银行，走进大厅，人们纷纷向我点头问候，不少人阿谀地和我搭话。他们是有求于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董事长会议上，各种年龄的股东也都臣服于我，很少有象玛丽夜总会的弗里德雷克那样敢于向我挑战的，他们怕我，知道我手段之厉害。我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
我看中的姑娘，似乎很少有不情愿的；我想吞并的企业，几乎没有不成功的。因为我有钱，我有强大的资本作为后盾，在我们美国，资本就是政治，资本就是权利，资本就是幸福。可是这一套观念，对于不少人，似乎不灵了，不仅对蓝爱兰不灵，对夏南不灵，甚至对象爱德华这样的犹太人也不灵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现在，东西方都在强调人的价值，对于这一套我不是不懂，根本不想懂。人的价值和资本的价值孰重、孰轻呢？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资本可以打倒一切，人的价值在资本面前是那么微薄、那么脆弱、那么苍白，这种观念在我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似乎是难以根除了。可最近一段时间，几乎在世界范围内，把人的价值提高了，把人的存在更理想化了，把喊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人道”、“人性”等陈旧的概念又神圣化了。愈是强化他们，我的内心世界愈感到卑琐：阴暗，愈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西方重视资本，东方注目权力，让资本和权力统治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是多数人的世界了。
突然，我写字台上键盘的一盏红指示灯一闪一闪地亮了。
看来，夏南上了爱德华的汽车。对此，我有两种分析，一是爱德华老老实实把夏南送到我这儿；二是他们可能一起私奔。如果是前者，那就证明爱德华依然是可以信赖的；如果是后者，我已准备了人和车，在高速公路上将她和他撞死或撞伤，就算是一次意外的车祸，顶多花上几个钱把司机赎出来。
“蜂音”传出小汽车的马达声和夏南与爱德华的谈话：
“爱德华先生！”是夏南的声音，她称他为先生．一句话就疏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爱德华没有出声。
“您要把我弄哪儿去？”
对于夏南的问话，爱德华依然没有回答。
“您不告诉我，我要跳车了。”她说着，车门发出“嘎
嘎”的声响。看样子她真要采取行动了。
马达声没了，车熄火了。
爱德华说：“夏小姐，请您坐好。我已经说过了，斯特津先生对您十分关心，他要和您谈谈，然后要您自己作出选择……我只能回答这些。”
夏南不出声了。马达声又响了，汽车开动了。
“让我自己选择？”夏南自言自语地叨咕着，“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是中国人的败类，我没有资格再回去了；我又不是美国公民，到哪儿都要遭白眼；除了跳舞，我什么也不会，跳舞对于我，现在就象猴子捞月，可望而不可即啊！”
她说着，并传出嘤嘤的啜泣声。
“夏小姐，不要难过。会好的，一切都会变的。”
“不，不！”她一声低一声高地喊着：“爱德华先生，我求求您，把车开到金门桥上。您不要管我l我不想见斯特津！我为什么要见他呢？爱德华先生，我求求您！”
她这种歇斯底里，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表现。这种病是抑郁和愁苦、孤独的必然结果。最近，我和社会学兼医学博士哈雷斯探讨过一些疫病诱发的原因。他认为精神在某些疾病中
起着关键作用，诸如癌症、心血管病、神经病等，长时间的精神不愉快，或突然的精神刺激和打击，造成肌体“运转”不正常，是一些疾病发病的关键性因素。夏南来美国这段时间，处于行动不自由的状态中，精神上就更不用提了，可以说是彻底崩溃了。她要自杀，这正是精神崩溃的表现。所以，我一方面怜悯她，另一方面也感到了她对我的威胁，在这两个方面对比中，当然我首先要考虑如何消除她对我的威胁了。用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典故来说，就是挥泪斩马谡了。如果仅仅是她个人的精神原因，而爱德华依然是忠于我的，那我还为什么一定让他们同归于尽呢？
我按按“蜂音”的话筒键，对跟踪和埋伏在曼哈特林荫大
街路上的人说：“算了，回来吧！没事了。”
尽管声音很大，但我自知是有气无力的。说完，我躺在沙发里，处于昏昏沉沉之中。
有时，我也在解剖自己，问自己：“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并不承认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当然，世界上的坏蛋并不“千孔一面”地杀人、放火、强尖妇女，坏蛋也是人，他也是出于人本性的需要而采取自己的行为。在人和人的比较中，关键是谁在头脑中不停地要故意干坏事，这样的人就很难属于好人范畴了。我这个人就比较复杂了，经常干坏事，也经常干好事，坏事往往是为满足感官需要，而好事往往又是满足理智上的需要。所以，这两者对于我来说，看起来矛盾，其实又是相统一和和谐的。在与夏南的关系中，我是坏人，成了坏人以后，为了自己的面子、威信，我理智上也不得不干坏事，结果，坏事干得也就越来越多了；在对中国关系上，我自认为是在手好事，做好人，但好事的原则是我不能吃亏，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也很难保证都干好事，特别是我的驻北京代表杰克。杰佛里为了哈罗银行的利益，不得不做损害对华关系原则的事，因此，好也夹杂着坏的成份。看来，这样干下去，我的形象只能越来越糟糕了。
这些思考经常骚扰着我的神经，让我寝食不安，使我心情烦躁。每逢这时，我往往就钻进这四面是镜子的玻璃房间里思索、自省，我也常常对着镜子望着自己这渐渐苍老的形象感
叹。
案上的一盏绿灯亮了，门上的音乐铃发出悦耳的呜叫。我
打开“蜂音”，门卫告诉我：“夏小姐、爱德华来了。”
“让他们进来！”
我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用力地眨了眨眼皮，想尽量精神些。我坐在写字台后，面对着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他们进来了，夏南走在前面。她进来后，似乎对这富丽堂皇的房间感到新奇，认真地左顾右盼着，在她的神情里，我仿佛不存在。
我站起来，对她说：“夏小姐，您好！”
并上前几步向她伸出手，、以示友好。
她并没想和我握手，所以也没伸出手来。而是用居高临下的蔑视的神态和口吻说：“斯特津，您不错啊！”
我请她坐在写字台前的一个转椅上。、
这时，我突然发现爱德华站在门口，恭恭敬敬地望着我，时刻等待着我的指令。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感动了。他辛辛苦苦地跟我干，有人也许出于嫉妒而诽谤他，竟对他进行了考验，
从心里讲，我实在是对不起他。我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写字台
的旁边，并对爱德华说：“过来，请一起坐。
我按了按“蜂音”键，说：“送三杯可可！”
夏南一直摆出那种豁出来和对我不屑一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