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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挺难接近的客户，但他对老龙的评价却相当高，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思科精神的一代销售。
我不太清楚他指的思科精神究竟是什么，但一个能够让别人在若干年后还记忆犹新并叹服不已的人，无论如何还是有其值得纪念之处吧，我想。
老雍
老海转走之后不久，老雍也调离了我所在的这个部门。
每次人员调动之际，公司里在这之前和之后总会有密密麻麻的小道消息传来传去。有趣的是，和所有的所谓谣言一样，它们大部分在不久之后变成事实；也和所有的事实一样，它们在真的发生以后谁也说不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发生在高层领导身上的变动尤其如此。经常听到一些对政治敏感的消息灵通人士纵论天下大势，说某某的位置危险，因为某某得罪了某某；或者说某某马上要升，因为某某背后的某某最近势头强劲，云云。政治这个永恒有趣的游戏很公平，风云人物可以享受聚光灯下的掌声，但也必须面对离开后加倍的落寞；观众必须忍耐自己作为黑压压一群看客的焦躁，但却可以作为暗处那个清醒的眼睛体会台上的精彩风景，当然，也可以叽叽喳喳对台上的表演者们议论纷纷。
作为最底层小喽啰的我对这些大人物的动迁底细毫无概念，只是慢慢地知道即使是再大的人物在从这个疯狂的漩涡里离开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引起一阵电话、E？mail和MSN的嗡嗡，很快大家便会照常运转，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知道老雍为什么离开，当时有点筵席将散的伤感。虽然这些大人物就像有九条命的猫一样从高处落下的时候总会四脚着地不伤分毫，其抗击打能力远比我们强，说是为其担心未免矫情。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总会让自己增添许多关于这个江湖更深切的认识，很多时候这种认识有点悲凉，有点冷酷。
第45节：思科九年（45）
2001年…2002年
老晖
当然，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筵席散时席还在。人一圈又一圈地围满了桌子，上菜把酒尽欢而散，之后留下一桌狼藉的杯盘，之后有人来收拾，之后是又一轮的筵席开始。
况且，我们吃的好像是一桌流水席：有人进来，坐下喝酒吃饭，吃完了抹嘴走人。能耐大的，多喝几杯，多吃几碗，甚至有的还能兜着点儿带走，这就是你和这张餐桌的缘分了。
老雍转台去了另外一张桌子，过了几年他又转去坐了一张更大的桌子，也是一阵纵横捭阖的风光。我们这张桌子来了个叫保罗的老外做老板，后不久也走了。又来了一些新的销售，酒过数巡后得意时四处邀酒兴奋莫名，后来有的中途落魄而忽然消失。坐在这张桌子上已经见怪不怪的我们对此只是默默各自再独酌一杯而已。
接着，老路成了这张台面的头儿，但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分，思科的叫法叫Acting，也就是代理的意思。据说这代理老板的实质是拿着下面的钱干着上面的活儿——挺尴尬，挺焦躁，也挺痛苦。
老路痛苦了一段时间，这时桌上又添了一个人，是从台湾来的Holly，我们都喜欢叫她霍丽，她到这里挂了一个挺虚的职位。霍丽一上桌就用她柔软好听的台湾普通话和每个人友好地打招呼。现在这里有了两个身份都挺暧昧的人，一时间，桌上的觥筹交错和碗筷并举多了一丝犹豫和不确定的因素，面似平静默默咀嚼的众人不知在这张桌子上还会发生什么故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路终于不痛苦了。他准备离开这里。是啊，外面有着太多的餐馆干嘛非得挤在这一家呢？哪家餐馆不是喝酒吃饭？没办法，人就是喜欢扎堆儿，哪里人多往哪里挤。
老路走后，霍丽接任这张桌子的头儿。
老路走的时候，我去送他。老路挺平静，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自若从容不迫，他冷不丁跳出一句：“你干嘛不转做销售呢？”
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用这个简单的问题打动我的人。我想，这都是自己每逢曲终人散时的伤感在作祟吧。
送走老路，我看了看墙上的日历，已经是2002年了。在这个热闹喧嚣嘈杂无比的餐馆里，时间还过得真快。
老晖
2002年，我31岁。
2002年，我在思科已经待了四年。相对刚进公司时的兴奋和紧张，这时的我已经可以熟练而略带几分无聊地面对每天的工作，和客户里面的很多人也成了老朋友，很多事情不用像当初那样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处理了。每天上午九点左右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收一下当天的E？mail，然后到茶水间泡一杯茶，和瑜总、老魏或者简他们聊聊天。没有项目做的时候，给客户和代理打打电话，也不用有事没事跑到人家那里傻坐着了。每天下午6点左右下班，瞪着一双看了一整天电脑而有些恍惚的眼睛开车回家。瑜总有时搭我的车，我们在路上听听广播里的音乐，聊聊公司和各自家里的事儿，堵车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无聊。
2002年，瑜总已经成功地守住了开辟出来的新市场，每年一度的大单也总能分到一个不错的份额。瑜总做销售的路数和老海不太一样，相对老海的殚精竭虑事必躬亲，瑜总给人一种水到渠成无为而治的感觉，而且，效果还挺好，至少从看得见的结果上来说是这样。
2002年，我刚刚通过CCIE的笔试，实验室考试的时间也已经订好。原来神秘无比的认证考试直到自己亲身体会才知道其中的奥妙：在我们这个人才济济的泱泱大国，只要有一种东西能够被叫做“考试”，那就一定会有相应的奇妙无比的解决之道。我记得高三就有老师对我说，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考试。
我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备考CCIE的洪流当中，在这股洪流中的很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并且富有团队精神，这让我相信我的最终通过也将是指日可待。
2002年，思科的股票价格江河日下，让每次大跌时都说是底部的人们终于闭上了嘴，很多人开始缅怀当年纸面百万富翁的辉煌，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个叫做“思科”的股票也是能够下跌的。
第46节：思科九年（46）
2002年，本来已经沉浸在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的我被老路一句话点醒，开始思考作为一个31岁的工程师的未来。记得当年老海说过，在思科做销售相当于是在股市中玩短线，可以快进快出赚了就跑；而做工程师就相当于玩长线等着分红配股了。屡屡在股市遭受挫折的我自以为得计地想，既然长线看来前途并不乐观，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玩玩短线了？
我脑袋里的继电器又开始疯狂响动了。
老晖
从先后接触的包括老海和瑜总在内的许多销售身上，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销售”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深层意义。
销售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中有的气宇轩昂讲话不容置辩；有的中庸内敛从不显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有的面容谦和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有的含蓄深沉刻意保持自己和周围的距离。渐渐地，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基本上不会为任何一件突发的紧急事件而惊慌失措，他们都有比较成熟的并行处理系统，可以在自己雍容的外表下同时处理多种复杂的状况。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销售开车走高速公路下地市。途中一车出故障，于是大家停在路肩上协助解决。没过多久，一辆挂警徽的小车开过来，下来几个小混混模样的人，说自己是警察，由于我们在非法停车位置停车，需要暂扣所有司机的驾照。几个人正争论间，一个销售满面笑容走过来掏出钱包，数出一叠百元钞票，给小混混们每人分了一堆，然后很真诚地笑着说：“我们认罚，认罚，我们不要发票，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看得出来，小混混们本来准备保持矜持的脸上现出了对这堆东西的渴望，他们讪讪教育了我们几句之后扬长而去。事后，该销售说了一句：“要给，就要一次给过期望值。”
那次我感触颇深。尽管也许方法偏颇，但我觉得这个销售大有可以解决一个自然人在这个社会系统可能遇到的复杂问题的自信，同时还有敢于藐视那些在大多数人脑中根深蒂固的所谓规则的胆魄。
记得之后有一个销售对我说过，做过销售这个行当，你基本上就了解你所处的这个社会了，是那种真正的了解。“然后，”他说，“你就可以游刃有余。”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感受销售这个行当对我的吸引力。
老魏
思科在2001年有过一次涉及8000人的裁员，不过那次和中国无关，受影响的主要是美国的员工。记得那年出差去美国和已经内部调动到那边的老杰克见了一次面，老杰克满脸阴霾地跟我说起这件事，毫不掩饰他对前途的担忧。当时持H1签证的他好不容易把老婆孩子弄过去，如果丢掉这份工作，就得立马走人回国。好在后来他的运气还算不错，在那个富饶美丽的国家一直待到了现在。
之后，随着股票价格的不断下跌，裁员的阴云一直隐隐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那时员工见面会经常谈论“Headcount”这个词，Headcount就是人头数。一个部门的Headcount是要和创造的业绩挂钩的：有这么多人，就得出这么多数；反之，如果你出的数不够，剩下的事情就只能是减你的人。这就是老销售们经常说的“搞不定生意就搞人”，话糙理不糙。
2002年初的时候，思科中国也有人头数的压力了。前几年泡沫般的销售数字引来了大批的人头，现在泡沫破裂数字回落了，可人头都还在。领导们不愿意削弱一线销售的力量，就开始琢磨怎么减少那些支持部门的人头。后来出来一条不成文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