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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康与韦小宝。为什么要把这两位放到一块呢？因为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杨康为了荣华富贵，不惜变节投敌，做了金国的王子（当然，这也有他母亲的缘故），也干了许多坏事，害了许多人，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毒死在荒山野岭之上的一个破庙里。同样是为了荣华富贵，韦小宝这种地痞流氓式的人物却几乎没有受过什么罪，不仅成功地当上了康熙的“闺中密友”，同时又是秘密反清社团的骨干成员，且加上桃花运不浅，混得甚是不错。这一正一反两种命运说明了什么呢？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千百年来中国人所真正奉行下来的就是这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互隐”的伦理原则。首先关注，首先受到谴责的永远是变节卖国行为，而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则甚为宽容，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之低的，当然，杨康所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也并非不是谴责的对象，但比起“家国大义”，这总是放到次要的位置上的。所以说，尽管韦小宝害的人并不比杨康少，但作者似乎是在用一种很欣赏的方式来叙述这些行为的，里面很少有道德谴责的意味。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郭齐勇说应该发扬“亲亲互隐”这种传统，以克服当今社会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实际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一个人情社会，现在出现的自私与冷漠是在陌生人之间的自私与冷漠，“亲亲”之间的伦理关系则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托关系、走后门、家族腐败就是体现。所谓“大义灭亲”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从来就没有过的。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难符合法的精神的。
在我考虑进入崭新的社会学领域进行一番考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国内并没有一本很好的学术史教材可供参考，倒是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介绍现当代社会学家的书很好用，虽然采用的是共时叙述方法，但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从韦伯到西美尔到迪尔凯姆到帕森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再到鲁曼、布尔迪厄、戈夫曼、吉登斯，通过他们，我感到社会学和哲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哲学家通常的思路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而社会学家则比较喜欢首先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通过独立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一种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描述性的文体：韦伯对于国家机器和社会分层的经典描述，西美尔对于货币的经典描述，帕森斯对于行动的经典描述，哈贝马斯对于合理化交往的经典描述，利奥塔对于后现代性谬论推理的经典描述，鲁曼对于系统的经典描述，布尔迪厄对于习性与场域的经典描述，戈夫曼对于剧场理论的经典描述，鲍德里亚对于消费取代生产的经典描述，鲍曼对于大屠杀与现代性的经典描述，在这么多的模型里，我们看到，除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有过相应争论之外，其他的都是各说各话。其中，尤以布尔迪厄与鲁曼的理论最为抽象晦涩，国内对于鲁曼的研究几乎为零，只有高宣扬先生出版过一本介绍其学说的专著。我打算从布尔迪厄入手进行我的考察。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的考察我们可以以关键词的方式来进行。首先是“象征”，无论是文化再生产还是场域结构都是象征性的，所谓象征性就是这些概念都是很含糊的，其能指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的，是一个运动着的过程，比如同样为布尔迪厄重要术语的“habitus”这个词，按字面来翻译，就是习惯、习性，但高先生却译为“生存心态”，以表达其动态的特性，生存心态体现为生活风尚、爱好和品位，比如有的人喜欢日本动漫，有的人却喜欢制造民族矛盾，还有的人则喜欢搞同性恋，不同的生存心态取决于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原初体验，每一种生存心态都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具有自我归并与自我同化的倾向，而对不利于和异于它的因素则尽可能地排斥和加以改造。生存心态是就个体而言的，“field”（场域）则是针对群体而言。场域是一个###结构的模型，用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关系网，政坛有权利关系网，商场有经济关系网，职场有人情关系网，个体和团体在不断地博弈过程中逐渐取得“纳什平衡”。昨晚看了一下《货币战争》才知道，原来美联储是一个完全私有性质的金融机构，其原型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国家银行和第二国家银行，当时的美国政府因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包括南北战争，所以需要外汇，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最大的债权人，1863年通过的《国家银行法》更是规定由与政府分离的中央银行来发行货币，政府则只发行债券，并将未来的纳税用作债券的抵押金，这就搞成了美国政府向私人而且还是外国人控股的银行借债来发行货币，并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抵押，据说到2006年每个美国公民所承担的债务已经高达11万多美元，这么一个明显很白痴的法案怎么会实行了这么久而没有被废除呢？说白了，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人民是没有自己的代理人的，议会受到财团的控制，政府也没有办法，林肯倒是曾经有过废除这项法案的打算，不过还没等他着手做这件事情就被暗杀了。杀手因为自称是疯子所以逃过了与总统一样的命运。看来在场域结构里，资本永远是占据决定性地位的。布尔迪厄用灵活不居的“场域”概念取代传统僵死的“阶级”概念，以更加准确地描述当代世界多元复杂的关系，这是大功一件！
我们处于生产的末期。因为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就像城市墙体上的涂鸦——它并不意指某种意义确定的东西。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习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剩余价值、使用价值、资本，所有这些马克思经济政治学的经典概念在这里统统失效了。生产的目的性崩溃了，它被纳入与社会需求幻想性的相互关联之中。人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不是生产的主要因素。人们不再劳动，人们“显示生产”（这一点可以参照《认真的崩溃》里迪斯尼乐园边扫地边跳舞的清洁工的例子），这种“生产性要素”的特征不再是剥削，不再是充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而是它的变动性，它的互换性。到处都有劳动，因为它要掩饰不再有劳动。工资不再是榨取剩余价值后的产物，而是对于资本馈赠所实施的统治的象征性补偿。罢工者什么也不要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资本系统原先就已经包含在其中的部分。为生产而生产，为罢工而罢工，劳动越来越不是一种生产力，它越来越是一种产品，资本系统的运转和扩展越来越不需要劳动力，人们要求它提供、“生产”越来越多的劳动。货币不再是一种商品流通手段，它成为流通本身，即在它那旋转的抽象中实现的系统形式。货币是第一种获得符号地位并且逃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它甚至逃离了交换价值，它摆脱了市场本身，它和自己进行交换。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储备了大量的美元，美元贬值与国内的通胀直接相关。因为没有短缺，所以必须制造短缺，所以美国大兵去了伊拉克。这就是秘密的所在。石油越少，人们越能意识到生产的存在，当原材料再次占据突出位置时，劳动力也将再次占据自己的位置，整个生产机制也将重新变得可以理解。女人的身体也是一种符号。在色情的范畴里，对性器官的恐惧（对女人无###的惊慌的承认）终止在一种阉割表演上——长袜曲线这一无害的标记不再有双重性和深渊，只有性的充实。脱衣舞娘比谁都穿得更多，封闭的皮肤的包裹和自我召唤与对他人坐拥入怀的罢免正是脱衣舞作为一种崇高手淫的秘密所在。巴塔耶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将死亡当作压力调节和平衡功能，即没有把死亡当作冲动经济学，相反，生命只存在于与死亡的无连续性的交换中。“无连续性”这个概念很重要，爱因斯坦在《关于光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示性观点》一文中认为，要使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实现一场新的革命，关键就是处理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关系。普朗克所提出的关于“能量不连续”的量子假设成为20世纪整个物理学研究的基础。在巴塔耶那里，性和死亡的这种奢侈结合是在连续性的符号下表现出来的，它与个体生命的非连续性经济相对立——它与弗洛伊德的生本能相反，在弗洛伊德看来，生本能把各种能量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些更大的统一体——如果两个情人的结合是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