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用‘暴力手段’将事实上的矛盾统一到一起，这个矛盾重重的‘统一体’很快便解体了。黑格尔之后便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看来，康德承认自在之物是真实的物，即离开人而存在的自在世界和被我们思维的客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自在之物的客观物质性，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思想物，这就向唯心主义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同时，康德承认感性对象、经验的对象才是现实的对象，才是我们思维的唯一材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感性对象是真理，而把它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没有本质的感性实在。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现实性、真理性应是同一个意义，感性世界就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就是自在的、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客观事物和思想中的事物的这种差别是合理的差别，并不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真正的矛盾。”老师讲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接着道：“有同学想发言吗？好，小勉同学，你来说说。”
小勉站起身来，说道：“我们看到，无论是费希特所谓的‘怪模怪样的混合体’，还是谢林所谓的‘人天生的偏见’，还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可知的消极结果’，还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向唯心主义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他们所攻击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即上帝是否存在，人类认识的限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支持哪里存在着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上帝，不论这个‘上帝’只是一个隐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全部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人有认识自己的需要和认识自然的需要，这和食欲性欲一样都是人的自然本能，和这些需要一样，人还有审美的需要和宗教的需要。宗教的需要和知识的需要并不矛盾，就像明知道自己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还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一样，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康德所做的，正是为这样一种出于人类心灵复杂性的需要留出的一块自耕地，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历史的流动的背景中去理解，之所以有这么一大堆人对康德抱有不满，说白了，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宗教的腐朽堕落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厌烦情绪和反抗情绪，而我们当今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我们正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向善的原动力作支撑，大概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吧，选择哪种哲学也是一种时代和自我的要求。”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道：“很好。思路清晰，论据充分。还有同学要发言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重阳节
课后。
“今天你可真厉害呀”，大虫走上前来，拍拍小勉的肩膀道。
“哪里哪里。贻笑大方了。”
大虫鼻子一横：“好就是好，干嘛要谦虚？”
“下午到哪里去玩？”我赶紧转移话题，“东湖怎么样？”
“好哇好哇”，大虫跳起来，“老早就想去的，可一直都没有时间。”
“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早点吃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两点钟咱就出发。”
其实武汉东湖的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倍，只是历代宣传得太少，名气自然也就没有西湖大了。
正值重阳佳节，古有登山望远之习俗，我们几个人却偏偏泛起舟来。
湖面上，秋风吹皱起一层涟漪。
“看了大概是好些年前的一个演讲视频”，宋博士道。
“什么演讲。”我问。
“浙大化学系的教授郑强”，宋博士说，“我非常赞同郑强教授关于中国教育摧残独立思考能力、男孩子小的时候不应该让女生管、社会心理的虚伪浮躁、向权势折腰，以及必须向日本人学习的观点。”
大虫道：“这个视频我也看过。就像郑教授说的，必须有一个包容的，可以听取各个方面不同声音的心态。遗憾的是，在整个讲演的过程中，我只听到了掌声，不要说嘘声，连一点点的质疑声都没有，郑教授的讲演仍然是一言堂。”
“我非常钦佩郑教授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也非常钦佩郑教授的学识和胆识。但是我完全无法苟同郑教授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出于自私的民族主义。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向日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抗日’，我们暂且不谈这种观点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学得了吗？郑教授就去学了，学了三年，虽然没有讨到日本老婆，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学历，回来在大学任职，我完全不了解高分子化学这个领域，但我相信郑教授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有所建树的，遗憾的是，连郑教授也坦言，在生物技术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水平仅相当于人家二十年前的水平。郑教授神通广大，四处奔走筹款，为浙大盖起了一座高分子化学实验楼，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添砖加瓦，鞠躬尽瘁，很是令我感动。但是仅仅盖一座楼，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确立了吗，恐怕还远远没有。郑教授不屑于跟从日本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桌吃饭，说我一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能跟几个调试机器的人同桌吃饭呢？下面立马热烈地鼓起了掌，我要说的是，郑教授有资格说这话，但在下面鼓掌的同学恐怕多半就没有这个资格鼓掌了。要让人家瞧得起我们，当然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信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力，我们现在天天在讲建设创新型社会，没有用，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被教育成了一个残废。就拿我熟悉的文学研究这一块来说，做到守成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对前人的观点提出反驳的能力则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教材上明明是错的（把失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当然，这和平时的积累也有关。你说你学文科的，平时一本书不看，尽看些杂志报纸，再不然就是下棋打牌玩游戏，你学个啥？要从别人那里学东西，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文化，你说日本人极力地丑化中国，媒体极力的做负面报道，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他们害怕我们超过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尊敬像郑强教授这样的精英人士的，没有人是要想方设法把郑强教授培养成汉奸的，日本媒体所反映的那些负面问题，比如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在歪曲事实呢？好了，日本姑娘看到这些报道，嫁到中国去就要天天吸毒气，害得我们郑强教授这样颇为自负的人在日本呆了三年都没有讨到老婆，很是委屈。”
大虫点头称是：“我们又何尝没有在极力妖魔化日本人呢？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应该客观表现，可是我们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日本军人形象，不是剔着光头，蓄着小胡子凶巴巴的军官，就是呆、傻、痴的士兵，完全歪曲历史。看看人家是怎样表现我们军民抗日的？从服饰到手势，原原本本。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那种民族的自信与谦逊。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抵制日货了。”
“青年人应当像远离毒品和中国足球一样远离政治。”
“哈利真是一语惊人呀！”
我接着道：“政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今天我把你的国旗烧了，明天你把我的国旗放在脚下踩，为的是豆大的一点事，一旦上瘾便成为一种政治狂热症，职业示威者。早在唐代，一个中国诗人（记得是李商隐）就将各国之间的争端形容为在蜗牛角上进行争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愤青。即使要愤也应该愤得有水平，有涵养才对嘛，要像我这样愤得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国际象棋设计得比较有人情味，只有一个王是绝对不行的，非要两口子都到齐才可以开打，国际象棋的兵可以‘升变’，只要你走到底，就给你一个变车变马的机会，中国象棋则没有，兵永远都是兵，永远只有当炮灰的份，中国象棋的招特别阴，还可以允许什么‘别马腿’、‘堵象眼’，国际象棋杀到最后王的行进路线都被堵死，又没有被将军，就可以判和，中国象棋即使杀到只剩光杆司令和几个兵还照样可以把对方将死，围棋里三劫循环无胜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象棋允许王车易位一次，带逃跑的，中国象棋没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等于说不需要信仰，只是中国人在物质方面的需要从来都比精神方面的需要多得多。在西方，有一个自然法权，世俗的宪法是可以作修改的，但是自然法权的神圣性是不可以受到任何挑战、任何怀疑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必须是以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为前提的结果，是以人的自然感情为基础的。但是言论自由不包括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侮辱和漫骂。网上不是有一首歌，说什么‘日本人说自己是人全世界的猪都笑了’（所谓‘万恶的日本人’这个句子有一个逻辑错误，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万恶的六十多年前参加侵略战争的一些日本人’，从那一次对世界各国印象的调查排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永远是以当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来看待人的，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的考察里），其实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人可以变成猪，猪也同样可以变成人，看看《动物庄园》就知道了，麦哲是一个先知者，带有点列宁那么个意思，也就是代表了理想主义，他（我说过了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会说话有思想的猪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童话或者寓言）的后继者们很快就实践了他的理想。斯诺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并且他还有一副科学头脑，连用于发电的风车都能给设计出来，可惜他缺乏政治头脑，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