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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在进步，新诗在倒退。或许这是某些文人追寻的古典。想我国不正在追寻古典热吗？古典固然没有大害，然就是这没有大害的软伤害才让我们麻目的不懂反抗，才让我们近代史一片混乱不堪。写到这，我想到青蛙也是在慢温中烧死的。新诗就像水里的青蛙，在慢慢的加热中，却被烧死了。新诗人大多寿命不长，或许就是此原故。我们看到的诗人传记中不到五十即死的，很多，不到三十的也不少。更多的诗人成名作是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兰波的成名作大多在十九二十写成的，三十几岁就死了，这与王勃很像，只是王勃那才叫才气。诗人的短命在诗林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诗人的精神错乱或许诗林的人大多不承认。谁会承认自己不正常呢？是不？诗人们。可是你们若正常了那就不正常了，你们正常了怎么可以写出上帝传给你的诗呢？你们正常了正常人看懂你们的诗了，那你们也就不高高在天上了。所以诗人的神经又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了。如哲学家般，哲学家有尼采，诗人中更多精神错乱而死，抑郁而自杀的，作家也有。可是，如尼采般的天才大多是疯子，但疯子却不是都能成为天才。所以诗人们啊？祼奔啦，偷情啦，行为艺术啦，做这些事的人或许都能成名，但不一定就能成为天才，这些疯子也会做。诗不是这样做出来的，诗也不*出来的。
新诗的宗教就在这样一批批怪人，神人（神经病人），或是孩子中诞生的。它们或许还要存在着，而存在主义说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他们或许还要继续存在着。我们不能否认或许存在主义也是疯子哲学？但既然有那么多人靠着他成名，靠着他养家糊口，靠着他当精神寄存托，舔着它的臭脚，我们也就估且让它活着吧！
二 魔之乖娃信徒………中国新诗
中国历史不乏好诗。从《诗经》《楚辞》到建安风骨再再到《唐诗》《宋词》，祖先们留下多少美妙的诗篇。或朴实，或华丽，或言志，或闲适，山水田园边塞，这道诗的大餐，我们应有尽有，何以至今，我们要去学习外国的小吃，且那只是中国这道大餐里的一道普通菜而已。我想到曾经常听说的“外国的月亮比我们圆”，别说不比我们圆，就算比我们圆，重实用主义的他们能像我们想到吴质砍桂树想到嫦娥奔月，想到“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吗？其诗的意境与和曲唱和远远不可与吾国诗歌相提并论。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可以押韵，可以对仗，可以平仄，可以绝句可以律诗。中国汉字的优越性我们不加传承，在诗歌世界里中国才是老祖宗，自是万国来朝拜。不少外国人还迷恋于我国的李白，而我们却去迷恋人家的雪莱，去当人家诗歌国度的孙子辈。鲁迅先生言的自信力就是这样丧失的。
中国的新诗随着胡适这少负盛名的大学者来到中国。起初也罢，至少有押韵。渐渐的章法全无，诗自由得如散文。却比散文嚣张，全然一副爱怎么断就怎么断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俺然是胡适之宣扬的“自由主义”风范。中国五四以来在其大破大立之下是政治倒没怎么自由，文化却自由得过了。白话文不用典新诗不用韵不用对偶等早已把中国文学之优点全然抛弃。为大众而大众。别说大众并不明白新诗，事实上大众也不太明白白话文的，懂的还是懂，不懂的依旧不懂。今，我看是新诗比古诗难懂。主张文学大众化的适之先生真就爱大众吗？我们并没看到国民党时代他为人民做过什么，做为学者他成功了，但是做为文人他并不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虽然我们不要求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这样的文人都像鲁迅老舍，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胡的新文化运动不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而不过是因为其国学不如西学，古文不如白话使然。再纵观其一生都是挑便宜事做，各种地方留一脚，开风气之脚，深入的东西留给别人做，只是在那样真空的时代，他的出现是适时的。也难怪人家就叫胡适吗！胡乱都能适。
中国的新诗传教士胡开了风气，写了几首幼稚却还算规矩的新诗后便又转行了。符合他的一贯之风。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紧接着刘半农，闻一多，冰心，徐志摩便来深入研究所谓的新诗。紧接着由于新由于他们的顺时代潮流，他们成名了。闻一多的诗学是严谨的，刘半农的诗还算有点趣儿。至于徐大才子*的名气虽没盖过其诗名至少也旗鼓相当了，且号称“中国的雪莱”。此批新诗人有些古诗底蕴，写起新诗还是很小心的，探索者都是如此。他们的新诗还是有点味道的，虽然也不乏模仿外国的许多幼稚病，却也还凑和者。
第一传教士都是有点真才实学的，故而写的东西跑得不远。然而传着传着流派多了，见解多了，风格也多了。傻子文盲疯子乞丐都抢起诗人这个饭碗混饭吃了，群魔始乱舞。反正大家都不懂，又没什么所谓的新诗权威。大不懂与小不懂混成一个圈子，并自信的标榜起我是哪一派的哪一疯格的。什么朦胧，下半身，死亡诗派就异军突起。诗林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些诗人们开始自娱自乐起来，反正看不懂的皆俗人。我倒觉得为了怕自己被认为俗，在那装着懂新诗那才叫俗。然后时不时的来个诗人聚会，诗朗诵会，来个诗歌大赛的诗歌颁奖。这样倒也惬意。只是偶尔有些俗人却看不惯这批更俗的神经病。故而他们会发表一些言论。此时艺术家的冲动便暴发了。行为艺术是他们最好的武器，这就奇怪了，诗人该用诗来当武器才对啊？怎么？因为诗太高雅了，常人看不懂，所以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此时自尊心极强的他们便祼奔啦，自杀啦，卖诗啦。不断的中国制造，不断的用新闻来反击。也的确他们达到效果了，在这个娱乐的年代，他们自我炒作成功了。大家终于知道了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团体都住在精神病院。一阵笑声过后，大家依旧各过各的。
八十年代的那批海子， 顾城 ，北岛，骆一禾是以一种对诗的热爱，把诗当作生命。固而从海子的诗中还可以看到一丝对生活的热爱。但诗人这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往往修复不了自己的心灵就消逝了。海子卧轨了，顾城也过得不好。新诗对人是一种摧残，或许我们更需要一个像海子般的大学生健康的活着而不需要一首《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如果没有这首名诗留着，又有谁会去记起一个自杀的诗人呢！为新诗的信仰而活，这种信仰是一种热爱。或许海子那时明白了新诗是一种宗教，所以他以死成就自己成为中国新诗的崇高信徒。只是新诗并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不值。
而今，残留下的新诗余孽们。或许有的有信仰，有的已没。更多的是为混碗饭吃。当新诗成为职业它就已经死了。而事实上它从没活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它只是一个宗教，一群疯狂而自恋的人意淫出来的宗教。
新诗是一种宗教。更多的时候迷信的成份多了，神化的东西多了，曾经的诗人成了教宗。宗教只是种信仰，别太执著。执著如海子不好。奇怪的是宗教拿来混饭吃，让我想到处长级的和尚一样。毫无道理。
垂钓一份“平衡”
“人类生而自由平等，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一切的主人，却往往是一切的奴隶。”
——让雅克卢梭
昔人庄周曾垂钓于江边，有一国两使者以礼请其出而为相，然而其宁自由而不愿与有百年之寿的神龟同，居庙堂之高，不如放浪于四海。庄周垂钓，钓的是一份情怀。
这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情怀。而在此之前以辅佐周王而后封地于齐名扬古今的吕尚，亦是一擅钓之人。其人之奇，天下难得。于古稀之年而入仕，常年垂钓于溪边，享受“愿者上钩”之乐趣。想必其钓的是一份“取舍”。
及至今，昔人已逝，厚今薄古的我们又将垂钓什么呢？抑或是推而广之，今之人类将垂钓何物？又将以何为饵？
我想这一份垂钓不应是愿者上钩的“神钓”，而该是现实的、主动地一种觅寻。
垂钓一份真正的平等、自由、独立，以达天下大治，人心乃至一家、一国、一宇宙之平衡。而目的应为手段服务，因此我们需以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等为饵。
梁任公曾道：“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为何变，是我们为何要钓此物所应深知的。所谓“不平则鸣”应是变之主因。
“概物不平则鸣，水之无声，风挠之使之鸣，”此为韩退之早于一千多年前呐喊于《送孟东野序中》。及至十七世纪西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社会一经产生，人类便不再怯懦，由此产生不平等，不平等产生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胜利，胜利的目的在于征服，征服的目的在于保全。”由此可见，一切呐喊，一切战争之根源皆来自不平等，故而中西两名家之言，大有殊途同归之感。
人类之不平等，由来已久。原始之自然状态后，此后的历史大可称为一部“不平史”。中国历代有朝而无国，故而朝代更迭，国家依在，只是三皇五帝尧舜后，从大禹禅让起，中国人民便开始了几千年惨淡的“奴隶史”。由夏至商，由商至周，由春秋战国及至后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革命的、反革命的大抵是一批不平则鸣之人。不平则鸣者或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或名留青史。那些不平又不鸣之人就只能世代为奴。天怪乎，马基雅维利说：“有些人天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