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运送金子的那位比他年岁大、也比他更有经验的职员，在临出发之前，突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
银行经理要找个人代替。他说，“杨硕，他行。他个子够大的，随便谁想找他的麻烦，准会给他揍得满地找牙。”
这样，这副重担就压到了杨硕身上。要是在北京抢购一场足球赛票，这位大个子会毫不畏缩地去对付任何人，但此刻他却象一个两岁的孩子那样害伯。一路上，直到这会儿，他那双警觉的眼睛和那只强壮的右手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只手提包。但是在这儿，在北京火车站，他巳经把自己独个儿关进了一节头等车厢的单间，火车要行驶四十七公里才到下一个车站。
因此，他舒了口气，轻松地耸了耸肩膀，放下心，靠在软座上，点着了香烟，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体育报纸，很快地就专心读起国际足球锦标赛的报道来，因为杨硕本人在最近的将来也有当上选手的希望。
列车隆隆地开出车站，开始它顺溜的行程—在旷野中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报纸仍然吸引着他的全部注意力，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在对面座位下的阴影里有一对鬼鬼祟祟的、锋利的目光正在汪视着他。他也没有看到那个瘦长、结实而又灵巧的人体伸直了，象一条蛇似地不声不响在车厢地板上爬过来。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感到，直到他觉得有一双杀人的手正在卡他的脖子，有一只膝盖正在压住他的胸部。
杨硕是很强壮的，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使出力气，就已经仰天躺到在车厢地板上，—块浸透了麻醉药三氯甲烷的手绢塞在他的嘴和鼻子旁边。
他拚命挣扎了一阵子；半抬起身子，几乎把抓紧他的那个强徒推开。但即使他还挣扎，麻醉药使他的力气和知觉都消失了！他沉重地例了下去，象一根木头似地躺在车厢地扳上。在失去知觉之前，这个忠心耿耿的人最后一个念头是：“金子丢了！”当他从死…般的昏睡中苏醒过来，还迷迷糊糊、头脑胀痛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金子丢了！”列车仍在全速前进；车厢门仍旧锁着。但车厢里是空的，手提包不见了。
他惶惶不安地在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寻找—什么也没有。杨硕砰地一声落下窗子就大声喊叫起来。列车开始减速进站。六个乘警一起跑过来，车站站长按他的身分在后面慢慢走着。很快就在杨硕的车厢门口聚集了一群人。
“我有一只装了五干万人民币的黑色手提包被人抢走了！”他喊道。
这时，管理员推开人群走了过来。
“您是在哪儿被抢的呢了先生。”他边说边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衣着不整、神色惊惶的杨硕。
“从北京火车站到这个车站之间。”
“不可能，先生。从北京到这个车站之间，列车是不停的，而且车厢是空的。”
“我在北京时也以为车厢是空的，但肯定有人躲在座位下面。”
“现在在座位下面可没有人，”管理员粗暴地把杨硕的话顶了回去。“您最好还是把情况对警察去讲吧。站台上有个侦探在那儿。”杨硕把情况告诉了那个侦探，他一本正经地听完之后对杨硕说，在进行侦察之前杨硕要受监护。给北京站发出一个电报，但发现电讯交通中断了。故障一定是刚发生的，因为不到一小时之前还发去过一个电报。故障很快就查明了。在离北京约九公里处，有几根电线被拉断，挂了下来，有一根电线秆上的绝缘瓷瓶被打碎。四周围地上有很深的脚印走过，在相当长一段公路上还能看到这一脚印，后来就消失了。其他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出事后第三天，女侦探杜霞正坐在她称做“书房”的小客厅里专心工作，外面送进来一张名片。“雷龙博士”。接着走进一位身材高大、慈祥的中年绅士。
“是杜霞小姐吗？”他说着，伸出手来。“我的朋友罗文博士曾对我谈起过您。我是来向您求援的。我是中国银行的主耍合伙人。您大概巳经听说铁路上那件抢案了吧，”
“我所知道的就是登在报纸上的那些情况。”
“我也谈不出更多的情况。我亲自来拜访您，杜霞小姐，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切。倒并不全是为了钱—尽管这笔款子为数当然可以说是可观的。银行的信誉正面临着危机。我们对雇员的待遇是良好的，这一点我们经常引以为骄傲。并且直到现在，我们这样做的收效是极明显的！差不多一百年来，在我们银行的职员中没有发生过一起欺诈或舞弊的案件。对我们的银行来说，这是一项可以自傲的纪录，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把它保持下去。现在对年轻的杨硕，怀疑很大。当然，如果他是有罪的，我耍求惩办他！但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我要求解脱他。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
“警方怎么看呢！”
“噢，他们认为毫无疑间是他作的案。他们有一套理论。车厢里没有别人！列车正在飞驰，没有人可能离开车厢。杨硕是把手提包扔给了一个预先在沿线埋伏的同伙。警方甚至于假装在地上找到了手提包落地的痕迹，地点比电线被拉断的地方距北京还要近几百米。”
“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
“他们把这小伙子抓了起来，悬赏通缉一个带着一只很重的小牛皮手提包的人—就这些。他们十分肯定。不管怎么样，主犯巳经被他们抓到了。”
“您怎样看？”
“杜霞小姐，我对您坦白说，我是有怀疑的。这个案子看起来好象很确凿。任何人想从全速前进的列车上跳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见过这个小伙子，我有怀疑。”
“我能去看看他吗？”
“要是您去看看他，我将非常高兴。”
同杨硕谈了五分钟之后，杜霞把雷龙博士拉到旁边。
“我觉得有办法了，”她说。“我将接受这个案子，但有一个条伴。”
“随便收多少费……”
“不是收费。在案子结束以前，我从来不谈收费。如果您把杨硕先生交给我，让他帮助我，我愿意接受这个案子。雷龙博士，您的反应是对的，这孩子是无辜的。”
第96章 奇怪的凹痕（2）五更
由银行出面递上了撤回起诉的状子，杨硕被解除监护。警方十分不满，扬言**官法庭将进行干预。
这时候杨硕正同杜霞小姐乘上早车从北京去天津。他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报答之情。当然，他们在路上谈到了这次劫案。
“手提包很重，是吗？杨硕先生。”杜霞问。
“我提着它只能走里把路，杜霞小姐。”
“可是我觉得体身体挺捧的。”
她用指尖很内行地触摸他那隆起的上臂肌肉，他脸红到头发根。
“抢你的那个人，如果你再看到他，认得出来吗？”杜霞问道。
“一点也认不出。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已经用手卡住我的脖子，把麻醉药塞进了我的嘴里。这时火车开出北京大概有九、十公里。您相信车厢里是有一个人，杜霞小姐，是吗？您大概是这样相信的唯一的一个人。我不怪他们，因为火车当时正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飞驰。那家伙是怎样离开列车的，老实说，这我自己也不明白。”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如果我是别人，我在证据面前也会相信我自己有罪。您能告诉我他玩的什么花样吗，杜霞小姐。”
“杨硕先生，这在目前还是我的秘密。但是我可以对你这样说。当我们到达天津这个美丽的小城市时，我要寻找一个有弯把拐棍而不是有黑色手提包的陌生人。”
天津有三家旅馆。但马天先生和他的姊姊是很难侍侯的，他们一家接一家地在这三家旅馆换着住。他们注意周围有没有一个带弯把拐棍的陌生人，有空就骑上两辆很好的自行车〔按星期计价租来的〕在城里和乡下转游。
他们到达天津一星期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他们住的第三家旅馆里，当马梅小姐〔杜霞的化名〕从楼梯上下来时，在半道上她面对面碰到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人，腿有点—有一点点陂，撑着一根结实的橡木拐棍，黑色，漆得发亮，把是弯的。她没有看第二眼就走过去了。但当天晚上她同收拾房间的女仆闲聊起来，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个行商，叫赵洪先生，他在这家旅馆里已经住了几个星期，偶尔乘火车去一趟北京，有时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下乡去。女仆主动地介绍说，“他是一位态度和气、说话让人爱听的很好的君子人。”
第二天，杜霞又在楼梯上同一个地点碰到了这个陌生人。不知道是她不留心还是他不留心，当她靠边站给他让路时，她的小脚钩住了那根拐棍，把它猛地从他手里拉出来，它从楼梯上一直滚到了门厅里。
她赶快跑下褛梯去捡起那根拐棍，拿回来送还给它的主人，并且深表歉意。在这之前，她已经在这拐棍弯把朝下的一面，看到一道很深的凹痕，漆都被擦掉了，凹痕刻进了木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桌子正在赵洪先生的旁边。吃到一半，她要杨硕告诉她几点钟，因为她的表停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请求，因为她的位置正好面对着挂钟，而杨硕则要转过身去才能看到。但杨硕还是顺从地转过身去，同赵洪先生正好打了个照面，赵洪见了他就象见到鬼了似地猛吃一惊，瞪大了眼晴。杨硕呆头呆脑地向他回看了一眼，脸上没有一丝认得赵洪的神色。过了一会儿，赵洪先生也就继续用餐。接着，杜霞就弄她的表，或者说作出拨针上弦的样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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