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一个月，因为下课后临走前的那一个回眸的眼神，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节奏，我似乎要让自己明白，我可以成为世俗生活的主人。我甚至在某个月圆的夜晚在五四操场空旷的寒风中长啸起誓，说明天一定要找到她。结果当然是找着了，不过不幸的是，我因此染上了二十年一遇的重感冒，呆在床上三天未能去上课，而且隐约知道了她班上有个男生同她关系不一般。这一点在大病初愈后的英语终考时得到了证实；当我见她考完后就迫不及待地交卷并连忙跟出教室想和她说句话时，一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唰地冲了出来，只嘲她喊了一声，她便头也不回地跟了上去，老远才听见她补了一声再见。
这样的情景在今天回想起来不禁有些哑然失笑，当然是颇自信能将其一笑置之了；其实却不然，就在那时自己又何尝不是哑然失笑呢？可是就在此两年后，自己还不是又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搂着她的腰，在夜半的寒风中听她哭诉她男友离她而去的故事呢？尽管当时双手均已冻得发麻，却不愿须臾离其左右。试想，彼时是出于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呢，还是本自两年前那种为之心跳的感觉以及寒夜对月誓愿的青春激情？恐怕不好说，也不敢说。
大三时调房，住到了一个更不见阳光且墙壁渗水的小屋，而窗北的风景则由一棵大梧桐树变成了一面灰色的墙；然而此时我的生活，虽在梦中，却开始燃烧起了跳跃而出的激情。
那个女孩对于我的意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她是我迄今所能体认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最大失败已然毫无疑问，更要命的是直到今天我还要故作坦然地和她及她的男友和睦相处。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坐标，我开始对自我的无可奈何的尴尬性有所体会；我失去了一次走出昏梦的机会，也许是最后一次，但我敢坚定了执着昏梦中的真诚与理想的信念；因为我在这之后才逐渐明白：人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人的职责就是走完命运所铺设的路——在青春的躁动和不懈的抗争结束之后。
我与她的相识相知一开始便是在一种明知故犯的负罪心理下进行的，因为在认识她之前，我正在为另一份感情而忏悔。起初我还在为自己寻找借口，以为那只是一种兄妹般的或同志式的情谊；但不久我即发现，我真的已经完全陷入了感情的漩涡，而再无能力自拔。
和她交往使我习惯了熬夜，并且使我有机会用布满血丝的双眼目睹未名湖从黑夜中醒来的全过程；也难怪，和她的第一次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发生在海淀牛肉面馆的通宵聚会上。
我真的很难平静而客观地描述我们的感情历程——如果这是真的话，哪怕极短暂。我只记得，一切都是那么昏乱，那焦灼，仿佛所有的故事都在如磐的黑夜中进行，而所有的梦完全被撕裂或压缩成歇斯底里的挣扎——其实，我和她的所有交往似乎都在夜里发生，除了少数几次是在日暮的临湖轩或京郊的旷野。
3月28日的黑龙潭之行是我们故事的起点。在那个疲惫的夜里，她呈现给我的是那样的善解人意和沉着稳健；也是在那个焦头烂额的夜里，我的心是那样的蠢蠢欲动，却又无可奈何。
4月12日的京郊荒野，是我们的故事演出到高潮时的剧场。当她说起黑龙潭的三个小水潭时，我在刹那间就明白了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尽管我只是三者之一，但我毕竟是后来居上。
那一天，我们从下午四点一直坐到了晚上十点，她在我面前完全像一个温驯的小妹妹，尽管她看上去似乎比我成熟——可能她真的只是把我当作兄长了。
4月23日献血那天，当一切突然变得似乎无可挽回的时候，我的冷漠而贫乏的血猛地沸腾而燃烧起来——她告诉我，她已有所爱，但不是我。我疯狂了，开始疯狂地抽烟，然后是疯狂地绕着湖心岛乱走，最后是平静地将她准时送回了31楼。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苍白和无力，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自己抗争的结果；这也是我第一次想要走出昏睡状态的失败，也可能是我青春激情的最后一次燃烧——尽管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
对于她我真的无力也不愿再交待什么，她是个北方姑娘，真诚而善良，多情而敦厚，因为有着离京别居的经历，所以特别地善解人意；因为从小有着别样的生活，所以特别地细腻而敏感，渴望长辈的真心呵护。她的故事一开始对我就是个错误，因为我从来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渴望心灵归宿的懵懂少年；然而这对我更像个借口，因为失去的将永远不会再来，它对我将永远是个隐痛。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遇着她和她的男友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真的坦然自若地会心一笑，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是也……
北大四年就这样过去了，人生中最激荡跳跃的青春年华也随之消逝了，那些在未名湖畔彻夜拥谈、在录像厅里通宵不眠的荒唐岁月恐怕永难再有了。我开始有些留意“曾经苍海难为水”之类的句子了，但我真的不敢再回忆什么，因为回忆真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使你不能忘情于过去，不敢正视于将来，还是且行且忘的好。或者如鲁迅那般，将往事都埋葬起来，做成坟，使之腐朽。这对后来的生命或许会有滋养作用，对过往的生命，则也可平添几分慰藉。或者干脆一把火烧了，连灰也洒向渺无人际的太空，永远地放逐于情世间。
然而有些人还是苦于不能忘却他们过去和现在正在做着的梦，既然如此，最无奈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习惯将一切视作天经地义、命中注定、与生俱来的必然，那么所有的梦便不会再缠绕你，你会在梦中生活得自信而健康，因为梦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梦。
是以悼红轩主人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去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之错梦痴迷，远不及石兄之万一；但四年所历之情与之相较，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雪麓
妻子匪哉
“仁义”和敷衍常常造成追悔莫及的悲剧，但那时我们总觉得老皮这个“心太狠，心太狠。”
我们宿舍的老皮是个表面上随和谦逊、实际上冥顽古怪的老神经病。他第一是有才，所以就恃才傲物；第二是比大家长几岁，多一些生命阅历，所以对大家宽容谦让，以表示他不枉是个“大哥”。但他骨子里是缺乏大哥气的，他真情流露时，完全是个小弟弟或者是个老顽童。老皮的故事很多这里只说一件“妻子匪哉。”
老皮因为既有才又酷似“大哥”，免不了就有文学少女怀他的春。我们年级有一位他的女同乡，长得文静贤淑，略为白胖，经常来找他。我们宿舍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老皮有同乡来访，因为他们一见面就说他们的家乡话，中国人不懂，外国人不会。这位女同乡每次来找老皮，第一句话就说：“妻子匪哉！”两个人的嘴好像上发条似的，不断发出各种舌前音和唇齿音，听来听去，除了“妻子”，就是“匪哉”。我后来忍不住便问老皮，“‘妻子匪哉’是什么意思？”老皮说：“就是吃饭了吗？”我们于是恍然大悟。从此，便把那位女同学叫作“妻子匪哉”，简称“匪哉”。经常说“妻子匪哉来了”，或“匪哉好像很久没来了。”
匪哉隔三差五地来看老皮，日子久了，傻子也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男人大多有一个臭毛病，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好男儿志在四方，与自己的同乡谈情说爱，总觉得有点错位，甚至有乱仑的感觉，非得找一个别人家乡的花姑娘，才觉得占了便宜，英雄，有本事。匪哉在我们的眼里，是蛮不错的一个江南闺秀，可是老皮大概从小就生活在杏花春雨里，感觉麻木了，对人家渐渐地越来越不亲热。每次见了面，说完了例行的“妻子匪哉”之后，老皮就少言寡语，做君子科，恨不能匪哉马上离去，而匪哉这种江南少女又一味地温柔敦厚，一点“匪气”也没有。她能主动地来找老皮，已经算是十分勇敢了，不可能像东北姑娘似的直奔主题：“我挺稀罕你的，你稀罕我不？”甚至像西北姑娘似的一刀见血：“我要你哦！”所以，老皮和匪哉坐在一起，徒有脉脉之态，而无含情之举。偶尔对答数句，又言不及义，魂不守舍，往好了说是清雅玄妙，往坏的说简直是特务在接头。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都很同情匪哉。我有时在一旁对老皮说：“今晚上有好电影，你不去看看？”这时匪哉的眼睛一亮。老皮却淡淡地说：“没意思，我不爱看这种电影。”我们的插话有时反而给老皮提供了一个解脱尴尬的机会，他顺势与我们神聊起来，而把匪哉晾在一边。而匪哉的涵养工夫真好，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或许听久了，她知道了自己与老皮的差距。
老皮的无礼愈演愈烈。有时匪哉来了，老皮正和我们打牌，我们便“开除”老皮，另换新人，而老皮却死赖着不下桌，越战越勇。匪哉便坐在桌旁看我们打牌。我们心中充满了对老皮的义愤，常常出错牌，老何一次次把牌重重地敲在桌上。而老皮涵养工夫似乎比匪哉更胜一筹，他竟然“坐怀不乱”，浑若无事，甚至有超水平发挥，直至匪哉支持不住，起身告辞，他才胡乱“匪哉”两句，继续战斗。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老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老皮对大家很宽容，不太反驳，但也不接受，有时就说一句“胡说八道”或者“那还得了”作为抵抗。其实我们大家并非要老皮与匪哉怎么着。我们与老皮的分歧在于，我们觉得对待女孩子应当“仁义”，即使心里不同意，面子上应该过得去，绝不给人家难堪，可以使用一些手段让对方明白自己不同意。而在老皮看来，我们的所谓“仁义”大概是不真诚的表现，是国民性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