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在这种假象的背后，由于耽迷于各种幻想，他也许正在悄悄地制订某种“反自然的东西”，在默默地规划“有可能破除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的‘反城’。”
对于这种奇怪的、异常含糊的“使用橡皮的狂热激情”，人们该如何评价？
从一个层面看，可以肯定，福柯在消除个性特征方面的试验即使不是一场虚伪的闹剧，至少也是一次滑稽的失败记录。与布朗肖不同，福柯从不禁止别人为自己拍照，从不拒绝记者采访乃至上电视镜头，这些都是战后法国获取知识界威势的日显重要的手段。这个“掩面写作”的人使自己辉煌地成为闻名于世的当代知识分子，并非因为他在大多数读者中唤起了“来自外界的思想”，而毋宁是因为他把一些人弄得稀里糊涂，把另一些人弄得眼花缭乱，同时把更多的人弄得火气冲天。
正如福柯从他的文学研究中所清楚地得知的，他的语言迷宫，除了给他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名望以外，甚至在他文章本身中都产生了一个极其自相矛盾的结果。表达可以释放“来自外界的思想”的疯狂的兴奋状态，按他所说的，只须透过构建“这样一种潜在的关系，其中作品和与它不相干的东西在具有某种阴暗内在性的语言中，细述着它们的外在性。”一篇在无意识状态下写出的散文，就像一个模糊的指纹一样，不免会处处流露出一些不断复现的动机和心像，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自觉的冲动留下的“印迹”，一种消极的、反映着作家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转变、更改或抹消的所有事物的形象。
福柯告诉贝鲁：“意在实现无个性特征的那些橡皮的擦痕，能比自以为了不起的握笔者更令人确信地留下签名。”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福柯的自我湮没试验却显然很成功，也许还大大超出了他最迷狂的梦想。被纳入“理性人团体”之后，他在全世界读者（其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的眼里，成了“一个看上去并不怪的人。”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福柯似乎“规范化了”。体现在他自己这篇独特的散文中的火山“爆发”，产生了一种轻柔的黑灰，这黑灰满可以用来在沙滩上画出一些新的面孔。他的“论述”的某些“明晰的”特性，由于该书被广泛引用、模仿和歪曲，已变成“一些有规则东西。”随着他独创的一些新词日益广泛的流行、像某种现成的时髦话似地活跃于学术论坛，福柯的书终于真正地、深深地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消融在巨大的、“当今的嗡嗡论述”之中。
不过从最重要的层面看，最终还是很难知道：对于福柯这些年力图消除一切标识自己独特存在的符号这种行为，究竟该作何解释？
在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序言里，在谈到“这块我可以在那里发言的空地”的时候，福柯自己默默地暗示了他在“伟大尼采式探求”中押出去的东西。对某种无个性特征状态高唱赞歌的尼采，也曾钦佩地谈到这样一种思想者：他“不停地挖掘着地道，越挖越深”，“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前进，似乎（如尼采所说的）“他也许向往的就是这种长久的模糊性，希望变得不可理解、隐而不露、神秘莫测，因为他知道他肯定会得到他所要东西：这就是他的早晨，他的救赎，他的黎明。”
“他肯定会回来的，”尼采许诺，“不要问他在下面找什么，一俟他‘变成了人’，他就会主动告诉你他这个特罗佛尼乌斯（Trophonius）式地下活动者的情形。”
福柯有没有像尼采说的那样“变成了人”呢？
“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劝我保持原态，”福柯在1969年这样回答，听起来非常像尼采的“特罗佛尼乌斯”在说话。“我的写作，无非是在（用一只相当兴奋的手）准备我可以去其中探险的迷宫，是在不断地变换着我的目的，开辟着通往这个目的的地下通道，推动着它远离它本身，为它找出能够集中体现它的历程并使之变形的各个突出部分——也正是在这里我可能迷路，并最终出现在那些我将永远不必再去迎接的目光下，——倘若不是如此，你能想像我会在写作中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和享受这么大的快乐吗？你认为我会这么顽强、这么满不在乎吗？”
我们不禁想起福柯毕生事业的那一重大而未曾道明的目标：用着魔的努力来“成为自己”。
我们又想起了特罗佛尼乌斯的名言和命运。据希腊神话，特罗佛尼乌斯曾说：“你快快乐乐地度过六天，尽情地享乐；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而在第七天，他便死去了。
最后，我们还想起，在尼采的诗《阿利亚娜的悲叹》末尾处狄俄尼索斯的出现，“我就是你的迷宫。”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福柯——那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毁灭又自我发现的令人迷惑的形象，一个“退入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之中的”形象。这个由各种异源的要素构成的人，既能让人想起代达鲁斯和米诺托，又能让人想起阿利亚娜和狄俄尼索斯——还有康德和萨德，似乎所有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了。他的话摇摆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幻变出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个地下人的足迹，这个人还在那里打洞，无疑也还在受苦，而且还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目的地。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1）
①AS，第38页；英译，第17页。
②《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la généalogy；lhistoire），载《伊波利特纪念文集》（Hommage à Jaen Hyppolite），Paris，1971，第145—146页；英译载LCP，第140页。尼采：《快乐科学》，W。Kaufmann英译，New York，1974，第81—82页（§7）。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③《第二次会谈：关于写历史的方法》（Deusiéme Entretien：sur les facons décrire lhistoire）谈话，1967，重印于雷蒙·贝鲁尔（Raymond Bellour）；《别人的书》（Les livres des autres），Paris，1971，第201—202页；英译载FLI，第25—26页。NC，第xii页；英译，第xvi页。贝鲁尔在1990年3月30日和我谈话时回忆说，他1967年和福柯交谈时，就感到了那个恶梦的故事意义非同小可——就是说，福讲这个故事，是在用他自己的观点，刻意提示他的工作中所蕴含的某种难解的和重要的东西。
④NC，第xiii页；《在寓言的后现》（LArrièrefable），载《拱门》（LArc），第29期，1966，第11页；英译：Behind the Fable，译者Pierre A。Walker，载《批评文集》（Critical Texts），第V卷，第2期（1988），第4页。
⑤MC，第13、16页；英译，第xxi、xxiv页。
⑥德勒兹（Gilles Deleuze）：《福柯传》（Foucault）（Paris，1986），第22页；英译，Sean Hand，（Minneapolis；1988），第13页。
⑦关于福柯这个时期作为一种“游戏”的工作，主要可参见他最后一次谈话：“道义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载《新闻周报》（Les Nouvelles），第2937期，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7页。关于公众对《事物的秩序》的反应，见米歇尔·德· 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译者Brian Massumi，Minneapohs；1986；第171页。
⑧见艾里邦：《福柯传》（Paris，1989年），第164页；英译，Betsy Wing，（Cambridge ；Mass。），1991，第138页。艾里邦的这部传记记载了福柯这个时期生活的大量细节。
⑨见同上书，第158、164页；英译，第138、133页。关于和利科等人的电视讨论，见“哲学和真实”（Philosophie et Vérité），载《广播电视党校教学资料》（Dossiers pédagogiques de la radiotélévision scolaire），1965年3月27日电视节目的记录稿。
⑩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0—176页；英译，第144—150页。
布尔丹（G。S。Bourdain）：“罗伯—格里耶论小说和电影”，（谈话），《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4月17日，第13页。
关于罗伯—格里耶，见布鲁斯·莫里塞特（Broce Morrissette）：《罗伯—格里耶传》，（Paris，1963）。
罗伯—格里耶：《为了新小说》英译，Richard Howard，（New York，1965），第29、44—45页。
同上书，第138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Ghosts in the Mirror）英译，Jo Levy，（New York，1991），第5、27、98—102页。关于罗伯—格里耶要抽去小说的本质，见罗兰·巴尔特：《评论文集》（Essais critiques），（Paris，1964），第39页；英译Critical Essays，译者Richard Howard，（New York，1972），第23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第10、21、29页；《为了新小说》，第24页。
“距离、外貌、起源”（Distance；aspect；origine），载《批判》，第198期，1963年11月，第931页。
巴尔特：《评论文集》，第107页；英译，第98页。就在这短文（发表于1959年《泰尔盖尔》创刊前不久）里，巴尔特自己同超现实主义建立了联系。关于《泰尔盖尔》的简史，参见苏里曼（S。R。Sulieman）：“1960：原原本本”（1960：As Is），载丹尼斯·霍利尔（Danis Hollier）编：《新编法国文学史》（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Cambridge；Mass。，1989），第1011—10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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