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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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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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萨特参与这一宣言事件(其实他不过是外围人物)的详细情况,参见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萨特传》(Sartre:A Life),(New York,1987),第415—417页。    
    同上书,第415、426—431页。    
    参见同上书,第387—388页。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Paris,1960),第29、142、153页;英译:(1)《对一种方法的寻求》(Search for a Method);Hazel Barnes,译,(New York,1967),第30页。(2)《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Alan SheridanSmith译,(London,1976),第52、65—66页。    
    福柯此论文的题目有点古怪,因为康德研究者大都不读他的人类学。访该书的英译本直到1978年才问世就很能说明问题。福柯却在他的论文里极力强调这部人类学的康德学说的中心意义: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á lanthropologie de Kant),第1册(补充论文打印件,藏于索邦大学图书馆,其复印件藏于巴黎福柯中心)。相比之下,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关于康德的经典性研究著作《康德的生活与思想》(Kants Life and Thought);James Haden英译,(New Haven;conn。,1982)中作的评价,就显得比较草率(见该书第52—55页)。    
    《康德全集》,卡西尔编,(Berlin,1923),第8卷,第323页。英译:《逻辑学》(Logic);Robert S。Hartman和Wolfgang Schwarz英译,(New York,1974),第29页。也可参见马丁·布伯(Matin Buber):“人是什么?”(What is Man?)1938,Ronald G。Smith英译,载马丁·布伯:《人与人之间》(Between Man and Man),(New York,1965),第118—126页。    
    康德:《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Victor L。Dowdell英译,(Carbondale;III。,1978),第81—82、223、100—101、184页。关于海德格尔的观点,见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 and the Problems of Metaphysics)首版于德国,1929年,James S。Churchill英译,(Bloomington;Ind。,1962),第212—226页(关于“作为人类学的形而上学的奠基”)。参见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408页,那里只一句话就否定了康德的《人类学》。这里应回想一下,福柯曾在高师跟让·波弗莱学习过康德,而波弗莱是海德格尔在战后法国的第一大弟子。我曾询问过德费尔福柯有没有读过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他回答说:“这还用问,他当然读过。我知道他在作他关于康德的论文时读过此书。”(德费尔1991年11月2日同作者的谈话)。    
    MC,第396页;英译,第384页。“莫里斯·佛罗伦斯”(Maurice Florence,福柯的笔名):“米歇尔·福柯”,载德尼·于斯曼(Denis Huisman)编:《哲学家辞典》(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Paris,1984),第941页。英译:“米歇尔·福柯自传”[(Auto)biography:Michel Foucault  1926—1984];Jackie Ursla译,载《当代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第4期,1988年春季号,第13页。参见伊恩· 哈金(Ian Hacking):“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载FCR,第238—239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Norman K。Smith英译,(London,1929),B1。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151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17/374。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17页。    
    同上书,第83—84、89、119页,参见第103页。    
    同上书,第72、42、100、101页。    
    同上书,第63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00/B828。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41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173、172、140页。约尔·芬伯格(Joel Feinberg)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康德关于自杀的谴责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指出:“康德的语言暗示着,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一个人的选择。其原因,简单地说,并非因为这是人的选择,而是某种内在于他的、与他的意志完全独立的东西,一种不受他控制的内心之中的梵蒂冈城。”[见约尔·芬伯格:《对自我的伤害》(Harm to Self)(New York,1986),第94页]。福柯关于康德《人类学》的分析则表明,康德自己的“梵蒂冈城”,是他成长于其中的社会习俗网络的产物。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3)

    福柯:“越界之序论”(Preface à la transgression),载《批判》,第195—196期,1963年8—9月号,第757—758页;英译见LCP,第39页;“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17页。康德:《实用人类学》,第39页。MC,第352页;英译,第341页。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06—107页。参见MC,第335—337页;英译,第325—326页。为了将他自己使用的“极限体验”同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他在这些评论中也受到了含蓄的攻击)使用的同一术语区分开来,福柯在他的法文著作中一贯将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经验作为“实际经验”(le vécu,英文通常译作lived expericnce或actual experience)来谈论。这使福柯想在“极限体验”和“实际体验”之间作出的划分变得更难以把握了。    
    “一堂新课”(Un cours inédit)载《文学杂志》,第207期,1984年5月,第39页;英译载PPC,第95页。    
    《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25—126页。    
    同上文,第128页。    
    CF(1978年的谈话),第59页;英译,第101页。    
    关于作为康德思想来源的前现代“人类科学”,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09页。MC,第333页;英译,第125—126页。    
    “越界之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766页;英译载LCP,第49页。“科学研究与心理学”(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la psychologie):《法国学者自省录》(Des chercheurs franais sinterrogent),Paris,1957,第197页[这里,我把福柯的“recherche”(作为一种非科学的“探求”)的独特发展,视作他关于“体验”是一种试验(对知识的试验)这一同样独特的观念的同义词]。    
    NC,第353、334页;英译,第342、323页。福柯在此谈论了“expériences non fondées”(没有根基的经验)和“没有根基的思想经验”。参见“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文学报》(La Fiera Le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8日——福柯在这里解释说,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消逝,但哲学家却不然。    
    “距离、外貌、起源”,参见注释前文,第940页。“越界之序论”(1963),第760页;英译载LCP,第40页。“寓言的背后”(L'Arrièrefable,1966),参见注释前文,第11页;英译,Behind the fable,参见注释前文,第4页。参阅NC,第xii页;英译,第xv—xvi页:“对于康德来说,一种批判的可能秘要性,是通过某种科学的内容同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即确实有知识这样的东西存在。而在我们的时代(语言学家尼采便能证明这一点),它们则同另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便是语言的存在,以及在人们说出的无数词汇中(无论说话者是正常人还是疯子,是感情外露的还是富于诗意的),形成了一种悬浮在我们头上的意义。”    
    MC,第386—387页;英译,第375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也可参见“越界之序论”(1963),第762页;英译见LCP,第43—44页,那里讨论了“疯狂哲学家”的可能性问题。    
    同上书,第761—762页;英译见LCP,第43页。    
    迷宫对鲁塞尔本人即是一个重要的符号。福柯在讨论鲁塞尔作品的时候展示了这一迷宫的意象,但须指出,鲁氏本人从未描述过福柯所描述的那种米诺托幻想。事隔一些年后,福柯自己在谈到这本论鲁塞尔的书时,曾指出:“这是我的一件秘事。……我同我论鲁塞尔的书,以及同鲁氏的工作的关系,是某种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似乎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我的性变态(笑)和我自己有精神机能障碍的性格方面的原因使我产生了研究鲁塞尔的兴趣。”见查理·卢阿斯(Charles Ruas)的福柯专访录(1983),载PR英译本,第185、176页。也可参见福柯在这次谈话中关于卢氏同性恋生活的评论,见第183—184页。    
    “如此残酷的知识”,载《批判》,第182期,1962年7月号,第610页。该文比较分析了两部色情文学作品。其中,一部的作者是克劳德·克雷比隆(Claude Crebillon),1736—1738出版;另一部作者是雷韦罗尼·德·圣西尔(J。A。Reveroni de Saintcyr),1798年问世。福柯在文中以这两位作者来支持他的这一观点:甚至在色情文学体裁中,在以《危险的偷情》(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为代表的古典时代和以萨德和雷韦罗尼为代表的“现代”之间,都发生了一种划时代的“破裂”。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598、609页。    
    同上书,第604页。    
    同上书,第609页。“阿利亚娜自缢了”(Ariane sest pendue),载《新观察家》,第229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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