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书，第604页。
同上书，第609页。“阿利亚娜自缢了”（Ariane sest pendue），载《新观察家》，第229期，1969年3月31日，第36—37页［阿利亚娜的形象出现在一段关于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épetition）的评论文字中］。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第609—610页。
RR，第102页；英译，第80页。
同上书，第112页；英译，第87页。参见“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610—611页。那里，迷宫被叫做“一种转化的空间；一只笼子，它使人成为一种由欲望驱使的畜牲，像一种野兽、一个受害者似的贪欲”。
“哲学场所”（Theatrum philosophicum），《批判》，第282期，1970年11月，第905页；英译见LCP，第193页：福柯这里是在评论德勒兹在《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中关于迷宫的用法，但言谈话语再次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一神话的理解。
MC，第393页；英译，第381页。RR，第117页；英译，第91页。参见PD，第34—35页；英译，第34—35页：“越界力图将法则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以此来突破禁令；它总是难以抵御法律全面撤退的诱惑力；它执拗地向一种它永远无法战胜的不可视区域挺进；它疯疯癫癫地要使法则现形，以便朝拜之，同时以自己的发光的面孔迷惑之。……［因为］人们怎么能够认识法则并真实地体验之？人们怎么能够强使它出现，明确地行使它的权力、发表意见，而又不至于触怒它？……在它尚未转向自己的反面，即变成惩罚的时候……人们怎么可以明了它的不可视性？”
RR，第117、120页；英译，第91、93页。脑门上的星，是鲁塞尔个人用以表示他的守护神的象征，曾在他的话剧《前额之星》（Létoile au front，福柯讨论过此剧）和他同皮埃尔·热奈（Pierre Janet）的谈话（福柯对此也很熟悉）之中出现。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6、122页。
RR，第120页；英译，第93页。
RR，第120页；英译，第93页。
RR，第120—121页，英译，第94页。
“如此残酷的知识”，第610—611页（黑体字是作者加强的）。
关于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的迷宫，参见佩内洛普·李德·都柏（Penelope Reed Doob）：《自古典古代和中世纪以来的迷宫观念》（The Idea of the Labyrinth 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through Middle Ages）（Itheca。NY，1990）。也可参见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爱之体》（Loves Body）（New York，1960）中关于迷津的讨论（第38—48页）。值得一提的是，罗伯—格里耶的第四部小说即以《在迷宫里》为书名，而波赫士的第一部著名的小说集在法国和美国出版时也都叫《迷宫》。
RR，第203页；英译，第161页。在鲍罗·卡罗索（Paolo Caroso）的“我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意大利《文学报》第39期（1967年9月28日）］一文中，福柯曾明确谈到，他自己对鲁塞尔的兴趣，部分地由皮埃尔·热奈对他的病人的作品所作的精神病学的解释（即将它看作鲁塞尔精神病理的一种表现）引起的。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610页。FD，第507页；英译，第249—250页。
见让—保罗·阿隆：《现代人》（Les modernes）（Paris，1984），第272页。
见马德兰娜·夏普萨尔：“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La plus grande révolution depuis Lexistentialisme），载《快报》，第779期，1966年5月23—29日，第119—122页。
见雅克·厄尔曼（Jacques Ehrmann）编：《结构主义》（Garden City NY，1968）。这是《耶鲁法国研究》1966年一期特刊的重印本，也是关于这一课题的最重要的英文论著之一。
见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前文，第119页。
阿隆：《现代人》，第272页。在卢迪内斯科（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 Lacan & Co。）一书的第408页上，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批评了《词与物》在大众传媒界引起的鼓噪。
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文，第119—120页。
同上，第121页。
同上，第121页。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83页；英译，第156页。并参见“本月杰作”（Les succes du mois），载《快报》，第790期，1966年8月8—14日，第32页。
见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1页。
“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谈话，1966），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37页；英译载FLI，第1页。
同上贝鲁尔书，第138页；英译载FLI，第2页。MC，第13页；英译，第XI，XXII页。也可见福柯同夏普萨尔的谈话，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ne Littéraire）第5期，1966年5月16日，第14—15页。
同上，第14—15页。
福柯1966年的一次谈话，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42页；英译，载FLI，第6—7页。同年的另一次谈话，载《文学半月刊》第5期，第15页。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4）
至少康吉兰就感到奇怪：为何忽略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康德的思考至关重要，却难以符合福柯的时间（和认识论）框架。见乔治·康吉兰：“人的死亡，还是‘我思’的枯竭？”（Mort de Lhomme ou épuisement du cogito？），载《批判》，第242期，1967年7月，第612—613页。麦基奥尔（G。J。Merquior）在他的《福柯传》（London，1985）里，对这些学术批评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第56—75页）。
MC，第38、42、48页；英译，第23、27、33页。美国杰出的科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最近对这一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的过渡作过一个相似的描述，其中也谈到这并非一幅完全虚构的图画。
MC，第59、129页；英译，第44、113页。
MC，页103、119、63；英译，页89、103、49。
德勒兹：“人——一种可疑的存在物”（Lhomme；une existence douteuse）；载《新观察家》第81期，1966年6月1—7日，第32—34页。MC，第274页；英译，第262页。
保罗·韦纳：“福柯在为史学带来革命”，载《人们怎样写历史》（Paris，1978），第235页。参见MC，第14页；英译第xxii页：“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整修积极性体系（或确实性体系：the system of positivities）都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理性进步的结果，而只是由于事物的存有方式，以及那种在将它们提交认识之前对它们加以划分的秩序的存有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见《新观察家》第81期（1966年6月1—7日），参见注释前文，第34页。
康吉兰：“人的死亡”，参见注释前文，第612页。参见MC，第13页；英译，第xxii页：“我想说明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领域，即épitémè，在这里，知识——撇开了任何 理性价值或各种客观形式有关的标准的知识——奠定了自己的确实性，并由此展示了一种历史，这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是这种完善化的可能性条件的演进。”在英美科学哲学家中，也许宣扬“无政府理性主义”（anarchorationalism）的保罗·费拉本（Paul Feyerabend）和伊恩·哈金（Ian Haching）最接近福柯的观点；他们至少都提出了这样一些论点，它们可以减轻同康吉兰的文章表露出的那种不安。关于塞尔托的评论，见“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2页。
PD，第15—16页；英译，第15—16页。
PD，第16页；英译，第16页。
PD，第17页；英译，第17页。
鲍罗·卡罗索：“我和福柯的谈话”（1967）；我译自这篇谈话的原始法文记录的经过编辑的打印件。
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PD，第19页；英译，第17页。参见MC，第59页；英译，第44页：“文学［在当代］愈来愈像一种必须加以思考的东西了”。
MC，第64页；英译，第50页（黑体字是后来加的）。法文是“une érosion du dehors”。
PD，第24页；英译，第23页。
PD，第19页；英译，第19页。
MC，第16、333、31页；英译，第xxiv、322、16页。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54页（§32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载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编辑：《袖珍尼采文选》（The Portable Nietzsche）（New York，1954），第129页（序，§5）。
MC，第275页；英译，第263页。
尼采：《曙光》（Daybreak），R。J。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1982），第184页（§429）。“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引用过这段文字，参见注释前文，第170页注1；英译，载LCP，第163页注59。
尼采：《曙光》，第175页（§174）。
MC，第398页；英译，第387页。SP，第21—22页；英译，第16页。关于尼采把海洋当作一种象征，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参见注释前文，第125页（序，§3）：“现在，我教你们什么人：他便是这大海……。”参见CF（谈话，1978），第77页；英译，第123—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