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分头行动。一些人奔向南边的盖吕撒克街和圣雅克街，其他人则涌向东边的穆弗塔尔街。
可是，如果警察打来了，他们怎么自卫呢？
用石块，有人建议。
于是，大约在9点15分，他们开始在勒高夫街掘地，路面上挖出了一个洞，露出了淡黄色的细沙。一位旁观者用喷漆筒把这一情景记录在路边的墙上：“铺路石下边是海滩”。很快，墙边的石块越堆越高——在既无计划又未经商议的情况下，一座街垒赫然出现。③
一座街垒！
它的战术微乎其微，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十分强烈。因为街垒，在一个受过教育的法国公民心目中都是神话般的起义标志，是革命传统的生动形象，这种传统始自1789年，在1830、1848、1871、1936年屡次得到续延，并且又在现在，在1968年5月，再度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但这未必可能）。
街垒越筑越多。盖吕撒克街出现了10座，乌尔姆街出现了2座，图尔纳福街又出现了2座，其总数到天亮前已达60座。④
这混乱是令人陶醉的。人们劈开了广告牌，挪走了路标，放倒了绞手架和铁丝网，推翻了小汽车。被打碎的东西在马路中央堆起一座座小丘。人人意气风发，一派节日气氛。“大家顷刻间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实际愿望，”事过不久一位参加者在概述当时人们的心态时写道，“破坏的热情从未显示过如此巨大的创造力。”⑤
电台记者在街上游逛。起义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谈判也向全国播放了实况，这些谈判富于戏剧性，但毫无实效。为冒险的前景所吸引，增援的人们开始大批涌入拉丁区。街垒上，半导体收音机广播着新闻，抗议者们斗志昂扬：我们在创造历史！
成千上万为观念所陶醉的人，下定决心去接受命运的挑战。
凌晨两点刚过，警察戴上防毒面具。两点一刻，进攻开始。
有秩序的军队高高地抛出燃烧弹和催泪弹。捣乱的军队则以石块和燃烧瓶反击。警察进攻时的吼叫，学生负伤后的呻吟，远处传来的沉闷的爆炸声，透过无线电电波传遍了整个法国，震颤着千百万全神贯注的听众的心灵。⑥
三小时后，“街垒之夜”算是过去了。然而对于年轻一代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亦同样如此，一个崭新的世界却蓦地展现在眼前。
天亮了，人们看到了一片浩劫后的惨景。在拉丁区那些曾短暂地筑起过街垒的漂亮的街道上，散布着200来辆夜间烧剩下来的汽车残骸。没有人被打死——这场战役，尽管很血腥，却仍是一种游戏，参加游戏的警察和抗议者双方都懂得适可而止，都对此心照不宣。但警方的野蛮进攻，毕竟造成了350人受伤（其中有的伤势还不轻）的后果，目击者为之震惊。为抗议政府的镇压，法国的一些大工会，包括强大的、由法共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号召在5月13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⑦
就在那个星期一，100多人走上了街头。大学生的造反转变成对戴高乐威权主义政府的全面抗议浪潮。同时，人们还在一般的意义上，把矛头指向了现代世界的社会制度本身——这一点虽然不很清楚，但更具爆炸性。
直到这时，政府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终于，它在星期一晚间作出了让步的姿态：让警察撤离索邦大学，并释放了那四名被捕的学生。
然而这种让步太有限了，为时也已太晚。戴高乐的统治突然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年轻的激进派迅即占领了索邦大学。“涂鸦”的做法（即用喷漆筒在建筑物上喷写大标语，这也许是这场运动最富于新义的表现）开始盛行。墙壁遭殃了，理性受到了践踏。这种“涂鸦”的目的显然是要人们把激情、迷惑和狂暴的精力统统宣泄出来：
残酷无情！
不许阻止！
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要攻夺，我们要
占领要动口，不要动手！
我的愿望就是事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愿望的真实性
冲啊，同志，旧世界已在你身后！
迅速行动起来！⑧
大学生们撞开索邦大学的所有大门，宣布该大学为“自由大学”。数以千计的没有规矩的年轻人涌入这座古老的知识殿堂。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新世界可能采取的形式。“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热情所驱使，而且毫无负罪感。”一份广为散发的宣言提议。“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暴力，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暴力，”另一份宣言声称。“暴力是主观性自我表达的惟一途径。”⑨
长期受到抑制的热望突然得到了表达。全法国的办公室职员，都在开会讨论如何重新进行分工的问题。工厂里的工人们在有传染性的愤怒情绪中，自发地举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在索邦大学，一个“革命鸡奸行动委员会”碰过头，讨论过问题，最后悄然解体，没留下任何组织的痕迹，然而却为在后来几个月里形成的法国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个灵感。⑩
一位名叫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的青年哲学家在5月运动后不久后总结说，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了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等等”；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而在这艘船上，统治阶级将会重新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
米歇尔·福柯当然不会没注意到这一事态，因为街垒之夜所开启的，似乎正是他的革命。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2）
但是，和在抗议运动中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萨特不同，米歇尔·福柯哪儿也没有露面。
他远在10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
福柯是1966年秋去那里的，由此逃离了克莱蒙·费朗大学沉闷的外省生活氛围。他在突尼斯的一个叫做希底布萨伊德（SidiBouSad）的小村里住了两年。他的小房子很不起眼，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眺望地中海。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在突尼斯大学教哲学，一边作长时间的思考，同时撰写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后来汇集成一册《知识考古学》）。但他的时间并不完全花在工作上，他对突尼斯阳光充足的海滩和物美价廉的印度大麻都十分着迷，尽情地寻欢作乐。同时他还有达尼埃尔·德费尔做伴，后者从1960年起便做了他的同性恋伙伴。福柯的巴黎公寓里（德费尔1990年还住在那里）挂着一张两人在突尼斯拍的照片：他们正共享着一只小小的烟斗。
就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邂逅福柯的让·达尼埃尔后来回忆说，这位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很奇特：他看上去像“一个柔弱的武士，乖戾、冰冷、超凡；他的眉毛泛着白色，脸上透出一种带点凶狠意味的魅力，一种贪婪而又令人愉快的奇特色彩，它能引起所有人的兴趣”。观察着他的工作和娱乐，达尼埃尔看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斗争：一方面他在热切地追求肉体快感，另一方面，他又显然想限制这种欲望，要将它转变成一种苦行的方法，或一种理念的训练”。
这种“内心深处的斗争”的特性和风险，将随着1968年5月10日事件的爆发而发生变化。
事件发生时，德费尔正在巴黎。那天夜里，他目睹了盖吕撒克街上的街垒被摧毁的情景，然后便回到了他的公寓。他感到一场大乱已迫在眉睫，而这场大乱犹如一幅极乐世界的全息图，令人兴奋不已。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拨通了突尼斯的长途电话，并在向福柯通报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把话筒放到了一部收音机跟前。就这样，福柯和许多法国人一样，透过无线电电波及时了解到了这场激战的情况。
街垒之夜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它使福柯多年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一种新型的政治还有可能改变法国社会。
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从6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变化，而我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事实。”一些令他关注的问题——从消除负罪感直到探索体验的边缘，现已进入了公共领域。1968年5月事件后，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疯癫与文明》，将获得一批全新的读者，因为他们的口味已经改变，可以接受这些书的实际含义了。“而且可以肯定，”福柯在1982年的这次谈话中还指出，“这一情况并不是由他们的政治派别造成的，而是许多运动所产生的后果。这些社会运动已切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态度，以及一些并未参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具有非常的积极意义。”
这些变化，许多都是由1968年5月事件及其在法国引出的后果所带来的。但作为一个全身心卷入1968年政治风波的知识分子，福柯自己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与巴黎事件无涉，却是对两个月前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的反应。这场学生运动发生在突尼斯本地。
动乱的策源地就是福柯工作的地方：突尼斯大学。自法国给予突尼斯独立起，12年来，该国总统哈比勃·布圭巴（Habib Bourguiba，他还以道德监察官自居）一直试图把突尼斯建成一座“完美无瑕的纪念碑”。这位总统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深受法国革命传统的影响，又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事业，总以某种现代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自比。他在突尼斯大力清除宗教迷信，力图在一个充满古风的社会造就一个开明的民族，并透过该国惟一的一个合法政党来表达这个民族未受败坏的统一意志。布圭巴世俗幻想的一些中心内容已化作突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