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福柯常常同德费尔说话，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谈他们最新的共同兴趣——政治。德费尔经久不衰的政治活动癖，又被新的学生左派，尤其是1968年底出现的“无产阶级左派”引发了。在这个组织于1970年被正式取缔后不久，德费尔自己就做了该组织的地下成员。他回忆说：“我入会了，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禁止活动了，被取缔了，成了一个处境危险的组织。”
像德费尔一样，福柯这时也在急切地为自己找寻政治行动的新形式。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一个像福柯那样博学多才的人，怎样才有可能通过加盟一个转入地下的革命运动来获取最大成果呢？这是个大难题。福柯便同德费尔一起探讨把自己的课题同毛派的计划联系起来的途径。据德费尔的忆述，在“无产阶级左派”方面，他们的目的只是建立“与法兰西学院的联盟”，以形成（用马克思主义行话来说）某种联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民阵线”；在福柯方面，目标则稍有不同：他想透过探讨作为一种“极限体验”领域的政治，找出某种方法，以“推展在《疯癫与文明》中宣布过的研究方案”。
福柯和德费尔后来得出的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德费尔向他的毛派同志们提议：让福柯领导一个调查法国监狱内幕情况的委员会（当时一些毛派斗士正在狱中服刑）。该委员会可望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法国监狱系统的悲惨状况，并为狱中的毛派提供一个将难友们组织起来的口实。尽管“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成员反对德费尔的意见，理由是普通刑事犯和“流氓无产阶级”不适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样）充当社会变革的动力，德费尔的动议仍然被通过了。
他策划的这场政治冒险，从长远看，在福柯关于新革命政治的实验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意义。
1971年2月8日，在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里，福柯走到摄影机和麦克风跟前，宣告了“监狱信息小组”（GIP）的成立。选择此时此地来发布这一通告，不是没有用意的。在此之前的两个礼拜里，圣贝尔纳的教堂曾被毛派占据，他们在这里举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狱中同志们的处境。（在当时的法国，“毛派”已成了对一切多少同“无产阶级左派”有联系的好斗分子的统称；由于“GP”已被取缔，这一稀奇古怪的名称对于斗士们自己是很有用的。）
那日上午，为抗议被捕的同志在狱中的悲惨处境，毛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政府就表示它要作出某些让步，这就是它打算建立一个研究狱中情况的委员会，并打算把在押的好斗分子改定为“政治犯”——按法国的法律，这种犯人应享受较宽大的待遇。圣贝尔纳小教堂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在毛派宣布绝食斗争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因而准备结束的时候开始的。当福柯那锃亮的光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里的左派们已经在弹冠相庆，一片欢乐的气氛。
但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并不是去那里庆祝胜利的。他是要借此机会宣布他的新组织的成立。对着摄像机，福柯念了一份关于该组织宗旨的简短声明。这个组织是他在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和让—玛利·多梅纳赫［JeanMarie Domenach，天主教杂志《精神》（Esprit）的主编］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按福柯的解释，是具体而适中的：他和同事们希望搜集有关法国监狱内部悲惨状况的信息。他们特别希望听取亲身体验过监狱生活的人的讲述。为了顺利得到这些信息，“GIP”敦请狱中的人们同他们联系。该“小组”还告诉人们，他们已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可供索取，答卷将在以后的某一天予以公布。
福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念的声明，给人留下了许多假象。虽然有像维达尔—纳盖和多梅纳赫这样有名望的人支持，“GIP”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组织”，而毋宁是德费尔和福柯临时策划出来的一个流动性的鼓动中心。它从来就没有打算只从事信息搜集或慈善活动。它的毛派背景还暗示着，它从一开始就被预设成了一个战争机器，一种新的文化武器。
最首要的是，“GIP”被预设为一种试验场，它将对一种新型知识分子进行考验——这种知识分子不愿出风头，然而富于颠覆性，谦逊然而狡狯。
它要打击的靶子，一如既往地仍旧是让—保罗·萨特——当代在世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法国在道德上持异议者的脆弱传统的化身。正如福柯曾概括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传统中，“知识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说实话的人的名义，向那些尚需要了解事实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意味着良心、自觉性和雄辩。”福柯还用反讽的口吻指出，正是本着这种奥林匹克精神，战后的存在主义者们告诉了人们“自由包含了什么，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什么、怎样待人接物，等等”。福柯不但自己决心抛弃、而且还决心在社会中全面加以摧毁的，正是这样一些以道德权威自居的傲慢姿态。“GIP”在这方面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它要建立一个论坛，所有藐视道德权威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曾用怎样一些残忍的方式惩罚过他们。
“我渴慕那种破坏证据和一般性原则的知识分子，”福柯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宣称。在这里，就像他在这些年里经常谈起的那样，他把这种知识分子想像成一种游击战士，来无影去无踪，徘徊不定，很难被抓住。他从边缘地带打狙击（福柯曾想像过一种拨弄癫狂火山的地下人，与此很相似），将“当代各种惰性和限制”中的“弱点、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标出来”。他不愿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想什么”。尽管目的地仍未找到，但他已不再打地洞了。他现在欢迎公开的战斗，希望这种力量的较量有助于说明“革命是否应该受惩罚，以及哪一种（我的意思是，哪一种革命和哪一种惩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险将它提出来的人才能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特在这个时期原则上也已归附于某种类似的游击战的纲领。他宣布“老的知识分子概念”已经过时。而且萨特也和毛派携起手来——他在1970年担任了《人民事业报》的挂名主编，以防止该报被查禁。后来他又不知不觉地被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班尼·列维）控制了，并最终让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
因此，作为一种独立的试验而发起GIP组织，并将福柯那一套不同于萨特的设想付诸试验，就更有必要了。“倡议一项改革还轮不到我们，”——GIP的成立声明最后说道（言下之意是他们已有了这一设想）。“我们只希望昭示事实，并希望一刻也不拖延地、差不多是逐日地昭示之，因为问题很紧迫。我们必须使舆论警觉，并使之保持警觉。”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7）
GIP从好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德费尔和福柯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德费尔将它分发给去探监的犯人家属；答卷收回后，两人便对它们进行筛选、摘录，然后以连载形式发表。GIP还同犯人家属们一道，通过斗争，使一些以往不许进监狱的报纸得以在狱中被自由传阅；它召集一些由富于同情心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在狱中发生绝食的时候，组织还予以声援。
“惟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极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福柯在1972年指出，“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它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并且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
但是，似乎出于偶然，混乱方面的力量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自发地沸溢和爆发，摧毁良心之城，扯去“道德”虚饰（福柯和毛派都从1968年5月的事件中总结出了这一教训）。按照毛主义左派的兴致，这种自发的反叛是再好不过的事，它的发生可以提供一个搞鼓动的好机会。吉尔·德勒兹在一些年后忆述说，“米歇尔具有一种政治的直觉，能觉察到某件事将在某个特殊地点（不会在别处）发生。”德勒兹是德费尔和福柯在GIP里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和福柯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就已是他哲学上的战友。德勒兹虽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对福柯仍怀着几分敬畏。“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知，”德勒兹后来解释说。“他能幻视事物，而且像所有懂得幻视、能够看见什么并且看得很深的人一样，他发现他看到的净是些不可容忍的事情。”
恰如事态将要表明的（和GIP搜集的资料将要显示的）那样，法国监狱里面的情况常常真是不可容忍的。监狱绝妙地说明着“正义”可能会是多么的野蛮。尤其是法国监狱在70年代初还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改革目标，听起来特别美妙。这些塞满了毛派分子的监狱已成为这样一种地方：里面，政治活动家可以鼓动造反；外面，GIP又可以把消息传遍法国。
“米歇尔感到狱中存有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德勒兹回忆说，“他觉得这不是小问题。”
GIP就这样工作着。德勒兹帮助德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