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其中“好几种感觉相继出现；它们来来往往，悄然逝去，混入无限多样的情境之中”。
60年代早期，德勒兹曾透过一系列极富于独创性的史学研究，对这幅永恒流动的图画作了反复的、精心的描绘。他研究的是这样一些人物：康德、斯宾诺莎和活力论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情诗作者利奥波德·冯·萨赫尔—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但最首要的还是尼采这位改变了他的生活的作家。
“我在很长时间里‘做’的都是哲学史，”德勒兹曾这样解释。“正是尼采（我很晚才读到他），把我从这种状态中拉了出来。……他能使你产生一种反常的倾向（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从来不曾做到……），即让你想以自己本来的名义来说一些简单的事情，想用情感、激情、体验、试验来说话，用一个人自己的名义来说点什么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完全不是在他将他的自我当作一个‘我’（一个人或一个主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相反，一个人只有透过极严格的非人格化训练，只有敞开自己的胸怀，让多样性质贯穿全身，让激情流遍全身，让自己自由地探索‘无限多样的情境’，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本来的名义。”
读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时，福柯很自然地感到了他们在哲学兴趣上的相似性。于是，他想请德勒兹来克莱蒙—费朗大学任教，但是这次未能如愿。6年后他又一次聘请了德勒兹，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两人相遇了，并成了极要好的朋友。关于其原因，德勒兹后来回忆说：“这不只是一个［相互］理解或思想一致的问题，其中还有激情、共鸣和音乐上的一致的成分。”
他们共同用写作来探索理性的界限，在“无定形的流动”中表达快乐，寻找恰当的词语来引起“一种非真实感”，这种非真实感能够像某种“认识病毒”一样，“透过语言向知性和人们传送自身”。从1962年起，他们就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仔细研读对方的每一本新书，加以评论，从中吸取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动力和灵感，为破坏“确定着各种固定同一性的常识”（德勒兹语）作出协调的努力。
1968年5月事件后，他俩之间的哲学和政治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1968年5月事件是纯粹状态的‘生成’的显现和爆发，”德勒兹后来说。“这恰恰就是尼采称之为‘不合时宜’的那种东西。”
德勒兹也被卷入了学生运动。像福柯一样，他也欢迎大批新的群体投身“无定形流动”的试验。他开始了同精神分析学家弗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长期而富于成效的合作。加塔利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正统弗洛伊德学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和加塔利及福柯一起，德勒兹参加了左派的一个都市化问题研究中心；他也参加了GIP的工作，并支持毛派斗士更直接的行动；他还为从反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各种新生活方式（包括在各种“群居村”吸毒和法国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最初几次风潮）作过辩护。
当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时候，德勒兹接任了他在樊桑纳的工作，同时也接任了他所扮演的极左派先知的角色。一个经历过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的老斗士回忆说：“像神情紧张地行走在绷索上似的，德勒兹每个礼拜都为一大群听众包围着。他的那间小教室总是被听众塞得满满的，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土耳其浴室”——因为人们抽烟，室内乌烟瘴气。“他情绪亢奋，趾高气扬，同时又总是很宽容，像唱着歌儿的疯子那样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他涉及的论题极其庞杂，“从斯宾诺莎到音乐，从中国冶金术到鸟语，从语言学到帮派争战”，几乎无所不包。而他的目的，据他在这个讨论班上所说的，是为了“制造材料以便利用各种力量和思考不可思议的事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言行不一（这一点和福柯完全不同）。对于自己在演讲和作品中极其生动地论述过的那些大胆而危险的事情，他本人大都没有实践的兴趣。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外表上过着传统式的法国教授生活。他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据他解释，这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起保护作用的指纹”，故而在“碰到东西，尤其是布”的时候，手指会感到“钻心的疼痛”。尽管他着迷于流浪的部落生活（他把自己幻想为一种“流浪的”思想家），他却很少旅行。正像休谟曾遭遇过的那样，他大胆的信念和他个人温和平静的生活之间显见的不一致，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而他则反驳道：“我虽然没有走动，没有旅行，但我像大家一样静坐着旅行过多次了。我能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获得类似于同性恋者、酒鬼或吸毒者的感觉，你说我和这些人有何不同？”
在他的这些“不同的手段”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那种越来越随便的写作方法了。1968年以后，德勒兹的文体变得越来越语无伦次，这种演变在他的《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e）（1968年出版）中达到了“非现实主义”的化境。据说这是德勒兹最重要的一本专著，是对他迄今所学到的一切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奇境”冒险的开端。《意义逻辑学》这个书名显得朴素稳重，但这本书却不是什么传统式的论著。它深受路易斯·卡洛（Lewis Carrol）的“爱丽丝”（Alice）丛书的影响，毋宁说是一系列思想试验，哲学在这些试验中消失在一个兔子洞里（像爱丽丝一样），变得既大又小。它放弃了对于逻辑严格性的古老领土要求，放弃了对于各种合理命题的有规则的论证，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支机动灵活的隐喻大军。循着爱丽丝的足迹，德勒兹希望用新的方式来表达“反叛的生成”（rebel beings），说明“意义”的生产何以是（自相矛盾地）“无意义”（nonsense）的一种功能，以及新的思想怎样从“幻想”和肉体消散中产生。虽然德勒兹仔细地界定了他的每一个关键术语，读者还是感到不知所云，被害得天晕地转、浑身燥痒。德勒兹通向创造性发现的路线弯弯曲曲，错综复杂，令人困惑。而福柯在读完该书后，却兴致勃勃地赞道：这正是一座“巨大的内心迷宫”！
但怀着对于迷宫的尼采式热情，还远不是福柯和德勒兹的惟一共同点。因为在这个语言迷宫的内核处，两位哲学家（像在他们之前的布朗肖一样）都发现了死亡——按福柯评注德勒兹思想的话来说，这是“头等大事”。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的高潮部分宣布：得到重申的“虚无意志”，即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本能”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权力意志，是权力意志的一种特质，而且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意志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基础）”，是我们现代人认识本来意义上的权力意志的惟一途径。在文明的影响下，权力意志已被逐入内心，并掉过头来反对自身了——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滋生了“‘毁灭自己’这样一个新的倾向”。正是这种由西方禁欲主义所形成、并造成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导致了德勒兹“狄俄尼索斯哲学”的焦点问题（也是主要难题）。因为，权力意志（按尼采的说法它是一种求生冲动）怎么才有可能克服它自己这种由历史形成的自毁倾向呢？
解决的办法，据德勒兹所说，既简单又充满悖论。为了恢复健康，狄俄尼索斯必须利用他的虚无意志。他要运用他的破坏权力，积极地毁掉自己，同时消除一切阻遏他的权力的东西，重新发现大量新鲜的冲动。德勒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是痛苦粉碎性地化做由受虐狂的性行为产生的快感，是由毒品和酒精引起的各种幻觉［在这方面他讨论了英国小说家马尔科姆·劳利（Malcolm Lowry）］，是游击战争造成的混乱，是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分解作用，和在达到最后极限时用自杀来求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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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9）
冯·萨赫尔—马索赫和劳利虽然还没有谈到癫狂、凶杀和自杀，但也像1968年5月事件中的学生们和阿尔托（德勒兹的另一个崇拜对象）一样，都说明了虚无意志如何在得到积极的掌握和创造性应用的情况下，可以被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即对权力意志的积极肯定（或重新肯定），承认它具有（未开化的）充满活力的本质。德勒兹写道：“每个人都有可能失去什么”——或是健康，或是理智，或是生命；但“每个人又都从中获得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超越了固定的界限，炸开了一个“洞”：“铺路石下边是海滩”。通过由文明树立起来的社会和心理纪念碑上的这些裂缝，人们可以瞥见“一种单纯的、没有界限的生成”（一种“可怕的、无法无天的生成”，福柯评论道）。这一景象鼓起了人们的勇气，使他们有可能走得“更远一些，超出原来划定的范围”，琢磨出新的意象、新的观念、“新的生活形式”，超越善，超越恶，也超越“虚无意志”。惟有此时——德勒兹教导说，才能迎来“‘大政治’的开始”。
不过，德勒兹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特别的兔子洞下边，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拼命地使自己解除痛苦、罪恶、怜悯、理性、逻辑、法律等负担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丧失一切秩序意识，不由自主地骤然坠入一片虚空。“这是一种‘黑洞’现象”，——德勒兹解释道：一个人“会闯进一个黑洞，以后便再也无法脱身”。德勒兹对这种“坠毁”的可能性是相当关注的。他引了斯各特·费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的一句悲观的话：“当然，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崩